第三節：傅奕與趙歸真之譽道毀佛

　　南齊頤歡作《夷夏論》，掀起了以民族性為訴求的佛道之爭的波濤。唐初又出 個傅奕，從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上（請廢佛法表）起，連續七次上疏請求興李．孔之教而排斥胡佛。這在客觀上成為導火線，引發了唐代激烈的佛道之爭 。

　　傅奕，相州鄴人，唐高祖時任太史令。據《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一說：
　　奕在隋為黃冠，甚不得志朝廷，及為令，有道士傅仁均者頗嫻歷學，奕舉為太史丞，遂與之附合，上疏請罷除釋教事，十有一條……。

又《廣弘明集》卷七釋道宣集《辨惑篇》第二之三說：
　　唐傅奕，北地范陽人。其本西涼，隨魏人伐齊，平，入周士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五九三年），與中山李播，請為道士。十七年，事漢王，及涼反，遷於岐州。皇運初，授太史令。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高祖聞之，竟不行下。奕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師諸僧作《破邪論》以抗之。

佛道之爭遂起。

　　其實，佛道之爭固然有宗教茅盾的因素，而主要還是出於政治及經濟方面的原因。傅奕及傅仁均等，以漢人的身份，出於傳統的民族．宗教感情，固然有譽道毀佛之處，但他主要是目擊佛教勢力過大，嚴重損害國家及人民利益的幣端．為唐朝實行扶道抑佛政策，從民族意識上．經濟利益上．倫理道德上．武事兵略上提供口實和流布社會貿輿論。激發了有些漢人的民族情感，在客觀上為道教的盛行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傅奕七次上疏，歸納其實質性內容，大致有四個方面：

　　一：從漢民族的傳統意識出發，維護李．孔之教而排斥佛教。如武德四年（六二一年）上《廢省佛僧表》中說：
　　臣聞羲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虞夏湯姬，政符周孔之數。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布沿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者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自漢明夜寢，金人入夢……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太半雜華。搢紳門里，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曲類蛙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

　　又武德五年（公元六二二年）傅奕所上疏中說：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統論其教，虛多實少。……佛為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胡；貴彼魚目，違離嚴父而敬他人。……據佛邪說，不近人情，且佛滑稽大言，不及旃孟，奢侈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也 ぇ。

　　二：從國家經濟利益出發，主張廢省佛僧。如武德四年上《廢省佛道僧表》え中指責佛僧：
　　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勞役工匠，獨坐泥胡。撞華夏之洪鐘，集蕃僧之偽眾。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賄。女工羅綺，剪作淫祀之幡。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冢。杭梁面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柱照胡神之堂。剝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

　　又《廣弘明集》卷七記載：武德四年傅奕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十條》說：
　　僧尼六十以下，簡令作民，則兵強農動。佛縱奢侈，寺塔八萬四千，請減寺塔，則民安國治。僧尼依布省齋，則貧人不飢，蚕無橫死。斷僧尼居積，利百姓豐滿，將士皆富。

　　又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傅奕上疏請除佛法說：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

　　三：從加強國防出發，主張簡僧。《廣弘明集》卷七記載，傅奕上疏中說：
　　妖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爭營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強成一旅。總計諸寺，兵多六軍。侵食生民，國家大患。

　　傅奕認為唐丁壯僧尼，二十餘萬眾，共給胡心，可不備預之哉？又引自古已來僧反十餘，說：
　　自餘兇黨，至今猶在，請必除蕩，用消胡氛，浹旬之間，宇宙廓清。

　　又《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一《唐記七》載傅奕武德九年上疏說：
　　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

　　四：從維護倫理道德出發，指責佛教不忠不孝。如《蕭唐書．高祖本記》記載：
　　奕曰：禮本於事矣，終於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於父母，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

　　《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一《唐記七》記載傅奕武德九年《請除佛法表》中說：
　　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

　　又《廣弘明集》卷七記載武德四年傅奕上疏：
　　《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婉孌之尼，失禮不婚，夭胎殺子．減損人口，不亦傷乎；今佛家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有也。

　　又說：
　　尋老子至聖，尚謁帝王，孔丘聖人，猶跪宰相，況道人ぉ無取，得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編於朝典。

　　概括傅奕七次上疏的基本內容，不外是請求唐皇布李老無為之風，執孔丘愛敬之禮，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恆忻效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為羲皇之民。

　　傅奕又撰《高識傳》，輯古來王臣排斥佛教者廿五人，撰次品目，一帙十卷。《廣弘明集》卷六《敘列代王臣滯惑解上》說傅奕是抄於市賣，欲廣其聖：又加潤飾，增其罪狀。這廿五人是：住持王臣お十四人，為劉宋世祖．唐高祖． 趙王度．劉宋顏延之．劉宋蕭摹之．劉宋周朗．劉宋虞愿．魏張普惠．魏李瑒．北周衛元嵩．南齊頤歡．北魏邢子才．梁高道讓．隋盧思道；毀滅王臣か十 一人，為魏太武帝．周高祖．晉蔡謨．齊劉晝．魏楊衒之．梁荀濟．齊章仇子陀． 劉宋劉惠琳．梁範縝．齊李緒．唐傅奕。

　　傅奕上疏後，佛道辨論便日臻激烈。道士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喜著《顯正論》，與傅奕共同反佛。釋法琳撰《對傅奕廢佛僧事並啟》，釋明概撰《決對傅奕廢佛僧事並表》，指責傅奕謗佛，釋法琳撰《辨正論》

　　駁斥李仲卿的十異九迷。李師政撰《內德論》批駁傅奕，說傅奕是譽老子而毀釋迦，贊道書而非佛教。唐高祖．太宗．高宗也常召集高道名僧在宮廷辨論，但每每皆採扶道抑佛的措施，以免損傷李氏之尊嚴。

　　由傅奕上疏所掀起的排佛思潮，是否切中時弊而有益於國．有利於民呢？《新唐書．辛替否傳》中說得十分中肯。睿宗時的左補闕辛替否指責佛僧：
　　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為沙門，其未度者窮人善人耳。……陛下常欲填池塹．捐苑囿以脤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八九，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日非其國，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僚共給，萬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旱相乘，則沙門不能擐甲冑，寺塔不足穰飢饉矣。

這雖說是經武則天尊佛後睿宗時的情況，但卻是對唐朝佛教的真實寫照，有著普遍的意義。從南北朝開始，佛教僧侶的權勢財產日漸擴張增漲，隋以後更嚴重的損害到朝廷的利益，政教之間便越發茅盾起來，這是唐朝始終存在的一大問題，也可以說是朝廷的一大懮患。傅奕深深體會此一點，且勇敢地揭露了此一弊害，使朝廷正視此一問題，是有一定意義的，不能視為單純的宗教之爭。固然當時因譽道而在客觀上有助於道教的擴張，顯然也是社會的弊病，但這是歷史因素所決定的，對傅奕未可過責，傅奕仍不失為高識者。

　　到了唐武宗時（八四一至八四六年），由於道教趙歸真．鄴元起．劉玄靖等的乘寵毀佛，佛道之爭又趨激烈。趙歸真等的排毀佛教，與唐初傅奕的譽道毀佛，在性質上有所不同，傅奕在益國利民，而趙歸真等的同謀毀佛，實為門戶之爭，意欲興道滅佛，增漲道教勢力。在唐武宗來說，他固然有崇信道教，志學神仙的一面，但也確因僧侶勢力及財產過大，故而採取抑佛政策。《舊唐書．武宗本記》中說：
　　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佛教寢興，是由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於蠹耗國風，而漸不覺，誘惑人意，而眾益迷。洎於九州山源，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記極，皆云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

唐武宗下令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廿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又勒大秦穆，袚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由於這一排毀佛教事件發生在唐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年），故佛教徙每稱為會昌法難。

　　唐武宗自以為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為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殊不知事與願違，一朝隳殘金狄，燔棄胡書，結怨於膜拜之流，犯怒於鄙夫之口。由於武宗不駭物情，輕率下令排毀佛教，引起廣大佛教信徙嚴重不滿，造成社會不安。唐武宗終以惑以道教，服九轉金丹，中毒暴死。及唐宣宗繼位，又復佛寺，誅道士劉玄靖等十二人，又杖殺趙歸真等。

　　唐代的扶道毀佛，表面似乎是佛道門戶間之傾軋，而其實質根本上乃在於皇族與僧侶在政經上的茅盾。由於這一茅盾時起時伏．時緊時鬆的出現佛道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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