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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考古史上的一篇宏著

讀《道教法印令牌探奧》

作者：王家佑－四川省博物館研究員　　

　　　李遠國－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法印與權杖是中華道教最重要的兩種法器。凡舉行齋蘸法會，修真護身，通靈達神，驅邪伏魔，煉度濟人等道教科儀與宗教活動中，都必須使用，故歷來為道教中人所推重。正如臺灣中華道教總會秘書長張　先生所說：“宗教法物是宗教文物之一部份，就道教法物而言，通常所使用者，不出劍、印、尺、令，是行法時之必要道具，道教特性之一，是道教儀式中多有函牒文書的使用，類別眾多，而符錄文憑等等及涉及陰陽各界之書函，均須用印，是以法印用途既廣，種類亦眾，絕非常人所能理解。印者信也，令者權也，是道教神職人員演法時役使鬼神之必備法物，故道士奏領法職，師長必授法物，亦系道教法統上之固有制度。”

　　如此重要的道教法物，長期以來卻缺乏研究，以至於一些著名學者遇到道教法印、權杖時也時常有誤，眾多道教研究專著中對這類問題也少有涉及，只是在屈指可數的幾篇論文中探討了道教的法印，但仍然缺乏全面、系統的研究，從而留下了道教研究領域中的一大空白。

　　可喜的是，剛剛邁進新世紀的2001年元月，即收到了一部填補這一空白的著作，那就是由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張繼禹策劃、臺灣道教清微道法科儀研究會秘書長洪百堅統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王育成編著的《道教法印令牌探奧》。在這部印刷精美、圖文並茂、多達三百六十餘頁的著作中，將歷史文獻的研究與實物考古、田野調查緊密有機的結合，以豐富翔實的文獻資料，第一次系統地整理、研究了道教法印、令牌的歷史沿革、宗教價值及社會影響，從而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價值。這裏，就該書的內容及特點談一些意見。

一豐富翔實的文獻研究

　　眾所周知，任何一項課題的研究，首先是必須掌握大量翔實的文獻資料，並在對其系統、全面分析的基礎上，才能得出客觀的科學的結論。顯然，該書的編著者王育成先生對此是下了大功夫。從全書的內容及結構中可以看出，作者首先依據大量的歷史文獻探討了道教法印、權杖的基本概況、歷史沿革、宗教功能、重要作用及社會影響諸方面，從而給人們一個相當清晰的認識。

　　就法印而言，它是歷代的高道祖師們因為宗教法事活動的需要，遵照道教信仰中三清諸神的名號、鬼神司府的稱謂及重要道經的內容而刻造的各種印章，象徵著天界、地界、冥界中的神仙真靈的權力和威嚴，系模仿人間社會中古代封建帝王玉璽和官府公印而成。在道教看來，法印代表著三界神靈職司的威權，故行法用印猶人間行政施行必用官印。南宋甯全真《上清靈寶大法》卷二七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執政者所持信也。《漢官儀》雲：王侯曰璽，列侯至中二幹石曰章，其餘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時，人鬼各安其所，陰陽不雜其倫，故道之用，惟見於修真練本，以至輕舉飛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偽交馳，上下反復，於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達其忱，付降印篆以為信誌。故用印之義，近同世格，亦道運因時損益者也。”《靈寶玉鑒》卷一亦曰：“法之為言正也，正其邪也。亦猶德禮之有政刑，以道之齊也。故章表奏申關牒符檄，又必假天府之印，以示信也。印則各有師傳者，欲天地神祗人鬼知所行之法，有所受之也。”故法印不僅代表著神真的威嚴與神聖，亦是各個道派傳授有緒的信物。

　　關於法印的基本情況，作者認為它是道教文物中一個重要的群體，是一個涵蓋面較廣、文化面貌極為絢麗的中國印學的一個支系。並從其來源、使用的角度，將法印分為官印、名號印、法印三類。指出道教法印的出現，與秦漢之際方士們所用的“方士印”有著直接的關係，故漢代已經出現了一些道教法印，如黃神類印章、天帝類印章，為早期道教徒們在傳道施法中運用。後經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之際道教法印進入第三個發展階段。在此期間，道教法印在材質、大小、形狀、印文字體、印文內容五個方面，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如材質上隋代之前基本上都為銅質，但隋代開始用木料雕刻法印，這就為道士們製作法印提供了方便，有利於法印在更大範圍內的使用。又如印文文體亦呈多樣化，變得日益奇妙詭異，使道教法印的神秘性得到了極度的發揮，並形成了一種“符印”。

　　尤其重要的是，作者的視野十分開闊，他從敦煌文書中不僅找到了幾種十分罕見的隋唐道教法印印式，同時還考察了敦煌佛經中收載的二十種受道教影響的佛教法印，從而為其時佛道交流、互相融合的歷史提供了佐證。另一方面，作者又廣覽道教經藏文獻，運用大量的資料詳細的論述了道教法印的書體形式，從風格上將其分為篆書式、符篆式、道符式、符圖式四種。並廣征博引歷代大師及道經，對一些典型的法印做了分析。至於道教法印的製造祭祀及文書用印，皆一一道及，十分清晰。

　　在對基本資料較為全面掌握的基礎上，作者又用大量的篇幅（第六章、第七章），將一批非常珍貴的法印實物印式展示，其中即有人們常見的方型法印、圓形法印，又有極為罕見的八棱形法印、六面形法印、六面式子母印、牌式法印，可以說這是有曆以來道教法印最完美的一次大展示，讓人們第一次目睹了道教法印豐富多彩、神聖瑰麗的面貌。並對它們的印文、內涵、沿革及功用，一一加以剖析，從而為人們認識、理解道教法印提供了極大方便。

　　與法印相比較，令牌的出現較晚。道教之法印源出秦漢時期的方士印，道教權杖的問世似在宋代，首見神霄派、清微派的經典中。《道法會元》卷五七“論令牌”曰：“凡行五雷大法，申發表章，祈晴請雨，止風禱雪，驅役鬼神，掃除妖氣，行符治病，差使符吏，若不申明號令，則將帥不行，吏兵不肅。五雷大法中，若不師受法令，何以驅使鬼神、祈晴禱雪？上則誤太上之法，下則誤生靈之望。”也就是說，在施行五雷大法之際，無論是發表文書、祈晴請雨，還是驅神役鬼、蕩邪治疾，法師都必須使用命牌來發號施令。由於可見，權杖亦是道教施法宏道的重要法物。

　　在該書第八章中，集中論述了道教令牌的沿革與功用，主要分為四節：

（１）文獻記載中的令牌（２）五雷號令類令牌（３）火龍蟠劍類令牌（４）字元類和神像類令牌。就其沿革而言，作者論述了令牌在宋元明清的基本樣式及其變遷、特徵，並就其材料做出了一些客觀的分析。在此基礎之上，作者將道教令牌分為四類，從文物、實物兩個角度綜合的加以考察，認為道教令牌至遲在元代即已存在，並且比較成熟。元明道書中雖有一些記載，但從考古發現與令牌的實際應用方面，要遠比道書所錄更為豐富、複雜，“它至少包括四種類型，反映出道教令牌的形制、刻文、雕像等等也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這些結論是建築在將歷史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查、考古成果相結合的基礎之上，是客觀可信的。

二珍貴罕見的實物展示

　　與其他依靠思辨的哲學研究或注重文獻的歷史探求不同，對法印權杖的研究則必須將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查、實物考古緊密結合，才能得出科學、客觀的令人信服的結論，該書恰好具備這一學術優勢。

　　第一、作者詳細地梳理了《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道外道書》等道教經書中所載道教法印印式，一一整理，系統排列，共計２６１種３００多幅印式，這是學術界人士首次將散佈於道教經典中的各宗各派、不同時代的法印集中一處。于此亦可見作者對道教文獻相當熟悉，曾長期浸染其中。

　　第二、作者通過對大量教外文獻的查閱，如羅振玉《隋唐以來官印集存》、羅福頤《古代璽印概論》、《秦漢南北朝官印征存》、劉喜海《長安獲古編》、郭裕之《續齊魯古封印璽》、陳介祺《郭　齋手拓印集》、周季木《魏晉石經室古璽印景》、吳式芬《封泥考略》、《湖南省博物館藏古璽印集》、龔心釗《瞻麓齋古印證》、吳隱《遁庵秦漢印選》、汪啟淑《　庵集古印存》、吉林大學歷史系《吉林大學藏古璽印選》、王子聰．葉其峰《秦漢魏晉南北朝官印研究》、《敦煌寶藏》、周進《魏石注室古璽印錄》、香港《古代璽印輯存》、日本書道博物館《書道全集》、日本管原石廬《中國璽印集校》以及《文物》、《考古與文物》、《東南文化》、《考古》、《文物參考資料》、《文物資料期刊》等刊物，鉤沈引微，竟收集到１４０餘種道教法印權杖的圖式，可見其用心良苦，視野相當開闊。

　　第三、書中還展示了現存在世的一大批法印權杖的圖式，這是道教界洪百堅道長對學術研究的無私貢獻。初步估計，由洪道長珍藏的法印令牌有百余方。這批法物多系明清製品，飾紋精巧，造型獨特，品種繁多，價值連城，乃道教文化根蒂之信物，正一神化之寶傳。洪道長毫無保留地將其公佈於世，讓人大開眼界，書中不僅收有３００餘幅黑白圖，並載有７２２幅彩圖，如此豐富的印圖文獻，為研究道教法印令牌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資料，有力地促進了對道教法印令牌的研究。正如張繼禹道長所言：本書得以問世，是洪道長和王先生共同努力的結果。“洪百堅道長是道教中人，一心向道，熱情於弘道的工作，１９９５年我們發起《中華道藏》整理點校，他第一個個人出資出力襄助，這不僅體現了一個道教徒衷心為道教犧牲性貢獻的熱誠，也表現了承傳與弘揚中華文化的熱忱和志向，因為道藏典籍不僅是道教的經典文獻，也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瑰寶。此次關於法印令牌的研究也得益於他提供個人收藏的法印權杖作實物資料，並積極推動以促成。”王育成先生亦曰：洪道長對本書貢獻更多，從書稿的電腦錄入列印，“到法印、令牌的照象，圖片的修圖、編排，直到出版資金的籌措等等，並為本書提出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見，沒有他‘無為’的奉獻，本書是無法出版面世的。”

　　正是由於道教界人士與學者的同力合作，自道教立教以來第一部道教法權杖專著才能得以問世，初加統計書中所載印牌圖式多達１５６９幅，曾可謂道教法印權杖之大全。這些極其珍貴的道教文物------法印令牌實物圖譜得以公佈，不僅有力地促進了道教學的研究，同時亦是對中國古代藝術史尤其是書法篆刻領域的一大充實與完善。在此，我們對該書的出版表示祝賀，並期盼更多的高道學者積極投入對法印權杖的探討與研究，因為在這個領域還存在大量問題等待著我們去解決，相信有關的研究成果將會在這部著作有力的推動下陸續而出，從而活躍整個道教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