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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漢魏兩晉的道教
第九章 魏晉道教的理性化
在道教發展史上，從西漢到魏晉，有一個可以稱之為“原始道教”的階段。在這一階段，總的來說，道教更多的是處於民間狀態，只是在這一階段的中後期，教團道教及其教主才逐漸浮出民間，逐漸形成教戒規範，具備了大規模教團形成和發展的條件。
作為原始道教的準備階段，秦漢以來，人們開始運用古代宗教觀念和“天人感應論”的思維方法來觀察、詮釋和干預國家政治，遭到否定，然後流散到民間，於是各種民間道派崛起，並逐漸歸宗，形成各種較大的道派，以張陵、張角等教主為首的道教教團在東漢後期出現以，前這些較大的道派已在社會各階層長期傳播並形成社會勢力①。張陵天師道、張角太平道等教團從原始的民間狀態中浮出以後，試圖以其宗教信仰為指導進行社會改革，以期解除末世之災。②在東部，太平道的大規模起義對東漢政權產生了巔覆作用；在西部，五斗米道建立了自己的統治區域；但先後以失敗告終。道教面臨 葛洪是從原始道教到正統道教的過渡的標誌性人物之一。③葛洪以後的道教思想家們，批判承原始道教思想，逐漸與大一統的國家政治相適應，並逐漸從“拯救論”（尋藥與天使解救）向“自救論”（煉丹術與道德前提論）轉變。修煉神仙的方法論中，越來越多地強調人的自身行為的重要性，對原始道教的巫祝性內容進行合理化超越和提升。於是，神仙理想和現實社會之間，終於梳理出一種相對合理的關係。這是道教走向合理，化也就是正統化的標誌，也是原始道教終結的標誌。與此同時，一些民間道派仍不斷發動起義，深刻影響了魏晉到六朝中國歷史。④ 任何一個成熟的宗教必須通過的一條路徑，就是要對其內部的宗教神秘主義進行理性化清理，所有的理想承諾，必須同信仰者的道德和行為建立內在聯繫；認識自我必須成為走永恒的起點。“從此以後，認識自我不是被看成為一種單純的理論興趣；它不僅僅是好奇心或思辨的問題了，而是被宣稱為人的基本職責。偉大的宗教思想家們是最早反覆灌輸這個道德要求的。在宗教生活的一切較高形式中，‘認識你自己’這句格言都被看成是一個絕對命令，一個最高的道德和宗教法則。” ⑤外部神力或神秘顯現不能成為不朽的充分依據。⑥如果試圖通過個人或教團力量向外部環境進行攻擊的方式達到宗教理想，同樣會導致諸多背離人道精神的結局，必須通過認識自我的指令，把這種攻擊性轉換為信仰者或教團自我超越和昇華的力量。歷史表明，理性化使道教獲得了大規模發展的生命力；理性化進而正統化了的道教教團最終覆蓋了民間道教的勢力，而傳播發展至今。
註釋
①台灣學者蕭登福教授認為“道教不始於張道陵”，為此前後羅列出十二條理由（見其著《周秦兩漢早期道教》，台灣：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第5－30頁），以證其論。書中鑒於後來道教所擁有的許多養生修煉方術、符咒儀軌、成仙之說等等在張道陵之前均已存在，因而認為應當把道教的產生時間，上溯至周秦；主張“以教眾組織的早晚、鬆緊，來衡量道教的成立，並不是很客觀的作法”（同前，第3頁），試圖突破長期以來儼為定論的傳統觀點。按其說，則漢以前的神仙傳說和求仙活動，及各種方術、儀式等均應看作是早期道教的表現形式。而其所謂“初期道教是昌盛於帝王，而不是興盛於民間；．．．也許由於道教的早期，大都盛行在上層社會，帝王公卿自不願大規模且有組織的教眾出現，所以有 ②參見第八章的有關研究。 ③大淵忍爾《初期的道教》亦終之以對葛洪及其《抱朴子》的研究。參看《初期的道教》，創文社，1991年。
④有關研究參見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載《金明館叢稿初編》， ⑤思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6頁。 ⑥基督教《聖經》要求信仰者要剔除信行巫術的人：“行邪術的女人，不可容他存活。”（《舊約．出埃及記》第22章第18節）反對信奉巫術的做法：“不可用法術，也不可觀兆。”“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術的；不可求問他們，以致被他們玷污了。”“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術的，隨他們行邪淫，我要向那人變臉，把他從民中剪除。”（《舊約．利未記》第19章第26節，第19章第31節，第20章第6節）成熟的宗教所主張的是從外在化的控制走向內在化的自我控制，從而走向不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