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漢魏兩晉的道教

第八章 兩漢道教的興起

第五節　新莽政治與原始道教思想之關係

　　《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太平經領書》是研究原始道教史和原始道教經對漢代社會影響問題的重要吏料。在漢代，不僅民眾，而且漢哀帝、王莽等統治者，以及發動起義巔覆東漢政權的張角，均受到了原始道經的災厄歷數和解厄思想的重大影響，甚或就是執行著它的思想。因此尾崎正治先生說：“甘忠可之書（按即《天官歷包元太平經》12卷）中含有可為王莽（8－23年在位）篡位所利用的內容。”ヾ我認為這是一個合乎歷史實際的判斷。王莽說：“予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 ゝ他從總體上把國家社會面的問題的根源歸結為遭遇了天地之厄會。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王莽尤其關注那些能夠解除這種厄方法。考《漢書》的有關記載，可以認定，王莽大量地接受了原始道經《天官歷包元太平經》思想的影響。在有關史料中，居攝三年（8）十一月甲子王莽上太后的奏文，尤其值得注意。奏文說：“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期之厄，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托，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亭長日：‘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人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於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天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生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郡尉崔發等視說。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台。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服色配德上黃．．．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漢書．王莽傳上》，中華書局點校本，第4093－4094頁。只要注意將王莽更命改制活動的言些內容與建平二年夏賀良勸使哀帝進行的改元、易號、改漏刻等更命活動相比較，就不難發現：他不僅主動接受了原始道教思想並且奉行了它的倡導者的政治主張。

　　又按《漢書》記載，莽新天風六年（19）春：“莽見盜賊ゞ多，及令太史推三萬六千紀歷，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皇帝皆仙上天，張樂昆侖虔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諭矣。復以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予其饗哉！‘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々這種“推二萬六千歲紀歷”、“六歲一改元”的做法，目的就是試圖通過調整歷法，更改年號等措施來避免災厄，通過宗教神秘主義的手段解除社不斷出現的巔覆其政治的神學基礎、破壞其政治秩序的問題。其所受《天官歷包元太平經》“漢家逄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思想和當時的道教徒為此而提出的解除方法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在漢人心目中，北斗七星制約著地上人間的一切。按《史記．天官書》：“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記，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兩漢史書記載許多地區的原始民間道教首領在發動起義的時侯，都自稱“將軍”；甚至連漢朝皇帝為了壓制民間道教的這種神學政治氣氛，也不得不自稱將軍。此中根本原因，就在於漢人對北斗的信仰。可以說，從民眾到帝王，對於北斗七星的崇拜，是漢代思想文化中的一個突出的社會現象。漢人認為：“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ぁ王莽不僅對天上的北斗十分崇拜，而且通過“符號化”的方式，仗其降臨人間，在其左右，他該司命官的隨從扛著人工鑄造的北斗狀“威斗”，將其視作自己的保護神，對其極為崇敬。從一件小事中即可看出這一點：司命孔仁之妻因某事受牽連而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坤‘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以驕仁，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あ其實，王莽並非因為“好怪”而‘如此“，而是因為他把北斗視為新室的保護神。

　　所以王莽在最後的日子裡試圖運用所鑄“威斗”來壓制敵手的做法，ぃ更突出地透露出他確實深刻地受到了原始道教思想的影響。天風四年（17）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壓勝眾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い在莽新政權統治的最後日子裡，王莽尤其迷信這個’威斗”，以為可以將天上北斗ぅ的威力用於人間政治鬥爭，用威斗的神力壓伏漢軍。史載，地皇四年（23），值其統治末日之際，漢軍已攻入宮中，搜尋王莽，大勢已去，而莽卻仍與天文郎一起操作“威斗”，冀以制勝：“天文郎按栻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う在次日試圖逃亡之時，莽“猶抱持符命、威斗”，直至為商人杜吳所殺。

　　按照一些研究者的看法，王莽在政治上採納原始道經的方術並崇信其神仙思想，是因為其中有可為其利用來代漢的思想因素。考之史料，確有其然。《漢書．王莽傳下》：“或言黃帝時建華蓋以登仙，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蹪羽葆，載以機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二百人黃衣幘，車上人擊鼓，挽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且時有“郎陽成修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莽於是遣中三大夫、渴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採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但同樣應當看到，王莽確有信仰的傾向。按《漢書．王莽傳下》的記載，王莽還很相信作為原始道教內容之一的某種可能屬於房中術的東西：“莽日與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官考驗方術，縱淫樂焉。”ぇ

　　其信仙之似可見一斑，然其崇信的政治目的亦昭然若揭。按《漢書．王莽傳上》，莽受梓潼人哀章所上金匱金策後下書曰：“予以不德，托於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曲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民。赤帝漢氏高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仗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仗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王莽時期之災異意識與信仰，亦與五德五色之思想密切相關，並為其尚黃提供政統上的證明。《漢書．王莽傳中》王莽曰：“予前在大麓，至於攝假，深惟漢氏三七之厄，赤德氣盡，思索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說明王莽時期已經有了“皇天上帝”符告天下“黃德當興”的思想，這正是後來流行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讖語之最初起源。又按剛卯本為漢代方形玉佩，人們認為其剛而利不可當，故以其納祥避邪。按照漢人的解釋，剛卯被為是建立漢朝的劉氏之“劉”字“卯、金、刀”的構成要素，是漢人的吉祥之物，但不合王莽所崇之”黃德“，因此莽甚戒之，故有”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之說。王莽於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黃龍見於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之屬。え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總而說之曰：．．．天所以保佑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再次強調了當以土德（黃）代漢之火德（赤）之皇天符命。顯然王莽採取的是受命代漢、而非徵誅革命的方式取天下，他所依據的並不是五德終始論以後克前得天下的相勝邏輯。因此頤頡剛先生說：”至於王莽是土德，高帝是火德，這一說乃從五行相生說來的。．．．王莽的天下，是漢高帝傳與他的，只有祥和，無克伐，所以該得用相生說而不用相勝說。“ぉ此論頗是。要理解這個歷史問題，必須弄清其與《天官歷包元太平經》思想的內在聯繫。

　　王莽的尚黃，當與《天官歷包元太平經》的洪水說和解除說有極為密切的關係。按照五德終始說，水克火，“有洪水將出”，お意味著漢德受到威脅。而土克水，對於大水之災，只有黃色土德方能克之。か顯然，《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在提出洪水預言的同時，提出了一個以尚黃為核心的解除洪水之災的方法。它通過水克火（“漢行”赤德）、土克水的五行邏輯，不僅在實質上表達了改漢而“更受命”的政治邏輯，而且使原始道教思想更加系統和更具有號召力。因為，在它的宗教思想體系中，既包含末世論式的生存危機說（“洪水將出”），同時又指出了獲得拯救的可能（“黃天當立”）。“黃天”（土德）是以解災（大水）者的身份而出現的。王莽接受《天官歷包元太平經》思想鼓吹者的說法代漢建“新”以後，從大水預言到黃天預言的轉變，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有了具體的表現。按魚豢《魏略》：“漢火行，忌水，故‘洛’字去其‘水’而加隹。魏為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雒’除‘隹’而加‘水’。”が因此，應當指出，王莽雖不合劉氏漢室正統，然而郤因莽新之尚對漢室面臨的“大水”之災所具壓除功能，而內在地合乎五德終始論邏輯。這應是當時仍有一批人支持莽新政權使其得以存在十五年的主要原因之一。き王莽利用漢代神仙思想所進行的這些活動，雖然具有很強的政治功利色彩，但卻無疑仗形成中的原始道教得到一種來自官方的某種承認；王莽對神仙思想的信仰、對《天官歷包元太平經》神學和政治思想的接受與付諸實施，以及對赤德計盡、黃德之運當勝的信仰和追求，都大大地推動了原始道教的形成和發展。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就不難理解安居香山先生的精闢論點：對於王莽能夠成功地代漢，僅從王氏一族把持了朝政這一點來分析，“還不能完全令人信服，要篡奪一個大國的政權恐怕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必須提出另一個更為重要的理由，來論證這種可能性是如何實現的。這個重要理由就是：王莽巧妙地利用了當時盛行於世的神秘思想的社會思潮。換句話說，王莽巧妙地借著這種思潮達到了自己的目的。”ぎ漢哀帝進行的短暫的改元易號旋即廢除，且對其進行全盤否定，這就在五行終始論的政治邏輯上為漢末王莽利用《天官歷包元太平經》思想進行改制、代漢興新提供了借口。正如《漢書．天文志》所，言哀帝建平“二年二月，慧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慧所以除舊佈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慧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為其事大也’其六月甲子，夏賀良等建言當改元易號，增漏刻。詔書改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以百二十為度。八月丁巳，悉復蠲除之，賀良及黨羽皆伏誅流放。其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這就清晰地說出了原始道教思想對漢代政治的重大影響。這種影響環環相扣，不僅延續到後漢，爆發了尚黃的張角兄弟的黃巾大起義，形成了尚黃的張魯政權，而且直到曹操平了黃巾起義、曹魏以”黃初“為開國年號建國稱制以後，”黃衣當王“之爭才終於告一段落。く對此，我們可以通過如下”原始道教思想對漢魏政治變遷的重大影響“圖示（見文後圖8－1）予以說明。

　　王莽庂代漢，終為世人唾棄，蓋中國歷史上之正統主義，可謂世界各民族之最甚者。故而莽新政權終不得人心，引得群起而攻之；與此同時，“漢歷中衰，當更受命”的思想，在被王莽利用來代漢的同時，也同樣被起兵反莽的眾多劉姓人物利用來謀求漢運的“中興”。

　　因此安居香山先指出：“王莽稱帝不久，劉快、劉都、劉崇、劉曾、劉貴等劉姓就相繼起兵叛亂。他們是否真是劉姓一族還不太清楚，但恐怕也有劉漢宗室起兵叛亂的。他們肯定是以‘赤精小之讖’的預言作為盾牌，舉旗號召民眾的。”ぐ於是劉氏所興之漢，雖中經王莽“新”朝之篡奪，終又於民間興起之劉秀身上，復得中“中興”傳續。於是漢之赤德復興，而黃德之運退隱民間矣。

　　黃德之退隱，為其在民眾中之復興，準備了依據。一旦社會條件成熟，符命重出，又將成為東漢之大敵け。這就是太平道尚黃，發動黃巾起義，欲以“黃”代“赤”的五德終始論的政統邏輯依據。げ到東漢末角太平道起義前，“黃”德之興，已被民眾認定為解災異、獲得拯救和不死的惟一正道；其傳道內容大致相約：“歲在甲子”！那一年將是決定天地人間萬物最終命運的時刻；只要信仰和跟隨太平道，聽從張角的號令，人們就將得到“黃天”的拯救，免受“天地之大終”導致的“洪水”之災，並將成為“種民”。張角的太平道就是因有這種思想，而得以在民間長期、大規模地傳播，在相當深刻的層面發動和掌握了民眾力量。

　　因此，從早期的原始道教宣稱的“洪水將至”說，到張角太平道提出“黃天太平”說，都有其合乎五德終始論邏輯的自身“合理性”；既符合五行相克邏輯（水克火：表達的是《天官歷包元太平經》中“得道不得行”則“洪水將至”的末世論），又符合五行相生邏輯（火生土：表達的是《天官歷包元太平經》中“漢歷中衰，當更受命”的思想，漢火德生順承天命者的色土德）。而後來黃巾起義的失敗，則又為尚黃的曹魏政權的建立提供了條件。こ曹魏政權奪黃德成國運之思想引導，在東漢末期己經以《易緯運期》這種融道教於讖緯的形態表現出來：“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為主，反為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真人出。”此處“黃氣受，真人出”一句很值得注意，所謂“真人”實即指曹操。按《三國志．武帝紀》：“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又《三國志．文帝紀》注引《魏書》：“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所謂“黃氣受”，仍然是利用了“火生土”的邏輯，是暗指曹操乃是真人，得黃德之運，出而平天下。《易緯運期》還將“魏”字拆成如下的讖言：“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ご按《文士傳》記載，陳留阮瑀甚至曾當眾歌頌曹氏：“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さ其目的均在為奪黃德之運以成曹魏之國進行輿論上的引導。

註釋

ヾ福井康順、山琦宏、木村英一、酒井忠夫監修：《道教》（中譯本）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1－92頁。

ゝ《漢書．王莽傳中》，中華書局點校本，第4142頁。

ゞ按此處所謂“盜賊”與上述哀帝時期有同樣的內涵。

々《漢書．王莽傳下》，中華書局點校本，第4154頁。

ぁ《漢書．五行志第七下之下》，中華書局點校本，第1512頁。

あ《漢書．王莽傳下》，中華書局點校本，第4153頁。

ぃ參見《漢書．王莽傳下》，中華書局點校本，第4151頁。

い《漢書．王莽傳下》中華書局點校本，第4151頁。

ぅ漢緯《河圖紀命符》也是原始道教的經典。它說：“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紀。．．．人身中有三屍，．．．每到六甲窮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罪過；過大者奪人紀，小者奪人算”（《醫心方》卷二十六引）。這種思想，同漢人對於北斗和司命神的強烈信仰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漢人認為，天上的北斗七星，制約著整個人生祿命禍福。《史記．天官書》：“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北斗。斗魁戴匡六星日文昌官：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可見“司命”本屬北斗七星之一，而漢人則尤為重祀。《風俗通義》卷八“祀典”稱“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即一例證。《搜神記》卷三：“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由上可知，北斗是管轄人們命運的大神，司命為北斗七星之一，掌生人之壽夭。而冥界對生界所具有的關鍵制約作用，使人們不得不重視冥世問題，故“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う《漢書．王莽傳下》，中華書局點校本，第4190頁。

ぇ《漢書．王莽傳下》，中華書局點校本，第4180頁。

え關於“黃龍見”之類的“德祥”對於國家政治可能發生的影響，緯書中多有記述。《易緯萌氣樞》：“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黃龍見，天災將至，天子絀。聖人出。黃龍以成寅見，此帝于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聖人得天受命，黃龍以戊寅日見。”

ぉ頤頡剛：“《漢代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86頁。安居香山《緯書與中國神秘思想》亦持相同的看法：”篡奪前漢王朝的王莽，因為自己建立的新朝是更替劉漢火德的王朝，因此將其定為黃德王朝。“（前引中譯本第47頁）對此我在《原始道教三題》一文中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成都：《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6期）。另據《抱朴子內篇．袪惑》：四世紀初西晉懷帝時被鎮南將軍劉弘表為”從事中郎將、廣州剌史“的嵇含（按本說採納孫星衍校本，以為葛洪將嵇含稱作”揚州稽使君“為誤），曾經把當時一位號”仙人“、”千載翁“的民間道士古強”聞而試迎之於宜都“（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本，中華書局，1985年第348頁）。古強‘自言已四千歲”，自稱曾經在帝堯之末勸舜繼承帝位說：“．．．火德已終，黃精將起，涎承歷數，非子而誰！”（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本，中華書局，1985年第347頁）可見直到西晉時期，人們仍以黃代赤說以為當然。

お見前引《漢書．李尋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193頁。

か而且在漢代思想中，五行中土德為最貴。《春秋繁露》“五行對第三十八”：“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盛於黃，此謂孝者地之文也。”

が周嬰《梔林》卷一。見（清）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篇．魏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第272頁。

き其中包括其父劉向曾於元帝時認為“王氏貴盛”、有“將代漢家之象”（詳見前文或《漢書．五行志第七中之下》）的劉歆（？－23年在世），也曾於于王莽篡位後擔任“國師”。

ぎ安居香山：《緯書與中國神秘思想》中譯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0頁。

く“黃巾布衣，出自張魯”，魯據漢中，“於漢為逆賊，戴黃巾，服黃布揭”。“張角、張魯等，本因鬼言‘漢末黃衣當王’，於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黃代赤，黃巾之賊，至是始平。”（道安《二教論．服法非老》）。

ぐ安居香山：《緯書與中國神秘思想》中譯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頁。

け事實上，桓帝時李云所謂的“當有黃精代見”說，已對東漢統治的合理性提出疑問，延熹二年（159），身為白馬令、善陰陽之學的甘陵人李云露布上書：“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不欲諦乎？”（《後漢書．李云傳》）李云上書所反映的”漢行氣盡“、以”黃“代”赤“的政治思潮，顯然已在上下各層臣民中流行。

げ故下述觀點的核心內容值得肯定：“‘蒼天已死’的意思就是宣佈，受天之命的東漢王朝違背了天命，已經死亡。因為東漢是火德王朝，因此，代之而立的應該是黃德的王朝。這就是黃天當立的含義。”（安居香山：《緯書與中國神秘思想》中譯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頁。

こ道安《二教論》：“張角、張魯等，本因鬼言‘漢末黃衣當王’，於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黃代赤，黃巾之賊，至是始平。”曹操平黃巾起義，攻入漢中，張魯降，受封閬中侯，魏文帝開國年號即名“黃初”元年《定服色詔》：“若殊徵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黃十八日。”（《全三國文》卷五，《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1077頁，中華書局，1958年。

ごさ《三國志．魏書．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中華書局點校本，第6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