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漢魏兩晉的道教

第八章 兩漢道教的興起

第四節　歷史上原始道經信奉者之首次干預帝政

　　如上所述，哀帝時民眾當中傳言甚多，導致社會性的心理恐慌和動盪不安。這時期，原始道教的奉持者不僅已經躋身皇帝之側，而且開始直接干預漢朝的政治便運。史載，其信奉者夏賀良等人便向哀帝詭陳：“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蕩民人。”ヾ當時因漢哀帝久病不癒，且“幾其有益”，為挽王朝大運，便納賀良等議，詔制丞相御史說：“蓋聞《尚書》‘于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渺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ゝ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ゞ《漢書．哀帝紀》的記載為：建平二年（前5）六月，”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便，宜改元、易號。‘哀帝用其議，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

然而，八月裡皇帝旋又下詔廢除所改，仍復舊制，那些向皇帝提出改易號建議的原始道經信奉者們遭到忝罰。詔書稱：“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永安國家。朕過聽賀良等言，冀為海內獲福，卒亡嘉應。皆違經背古，不合時宜。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下有司。” 々漢哀帝採納原始道經信奉者的建議，是基於承認漢家確“逢天地之大終”，必須重新受命於天，這種王朝延續的危機方可可獲得解決。由此決定改建平二年（前5）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

為何改元易號？安居香山先生說：“夏賀良認為，元號有一種神秘的改造社會的咒術性的效應，改變了年自然就引導對社會的改造。” ぁ漢哀帝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有史料記載的接受道經思想影響的皇帝，儘管這種影響的時間很短。值得注意的是，哀帝的新年號、新稱號，清楚的表明了他同原始道經思想的密切關係。如上所述，當時的漢代社會中流行著一種強烈的生存危機意識，末世論的觀念深入人心，而解除這種巨大威脅的方法，在原始道經中，顯然就是齊人甘忠可所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所提供的改元更受命的方法。而這種危言聳聽的結論，以及帝號中的“太平皇帝”等語，則顯然是基於當時原始道教所信仰的《天官歷包元太平經》而來。因為“太初”、“太平皇帝”之號的內涵，同上述漢人關於天地人三統觀念以及《天官歷包元太平經》的神學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漢章帝時王阜的《老子聖母碑》有言：“老子者，道也。乃生於無形之先，起於太初之，前行於太素之元．．．”あ顯然“太初”是萬物未形的宇宙元初階段。哀帝的做法是試圖通過漢朝天子的自主改易方法，包括諸如改帝號、年號、增益漏刻等，把漢家國運反歸到“太初”與“道”同體的原始秩序中去，讓它重開一個長久的新國運。

“太初”之說，古已有之。漢緯之中，更有系列論述。《易緯乾鑿度》：“孔子曰：易始於太極。．．．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又：“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漢鄭康成注：“易，太易也，太易變而為一，謂變為太初也。一變而為七，謂變為太始也。七變而為九，謂變為太素也。”漢緯的這種思想，顯然已為原始道經所吸收，成為道經中“天官歷”的重要組成部份；從哀帝詔書中指斥“夏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的說法中，可見其一斑。

考察漢代史料，不難發現，整個漢代社會和思想界都存在著對於以數為其核心特質的“歷”的神秘與畏懼意識。如《漢書．律歷志》載昭帝元風三年（前78）太史令張壽王上書曰：“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這種思想為原始道經《天官歷包元太平經》所繼承和發展。劉歆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以歷之數理，解析變化與鬼神。ぃ因此《後漢書．襄楷列傳》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對於“歷”的神聖化認識，是導致整個漢代社會日益強烈的災異意識，和皇帝頻繁改元、甚至出現諸如王莽代漢之類非正統的政治更替現象的一個重大根源。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到漢，代中國漏刻的箭刻制度是百刻制（即一晝夜被分為一百刻），而為何哀帝接受建議，將箭刻制度由傳統的一百刻制改為一百二十刻制？這也與漢代流行的天人感應論密切相關。因為天人之間必須在不同的時間點上進行溝通，才能使地上的人類獲得上天的接受和佑助，否則，將使天人之間的感應關係無法實現。所以《太平經》論述漏刻之重要性論述時說：“故置歷紀，三百交十日大小推算，持之不滿分數，是小月矣。春夏秋冬各有分理，漏刻上下，不有遲快，參分新故，令可知，不失分銖，各置。期二十四氣前後，箭各七八，氣有長日，變復七八，以用出入。祠天神地祇，仗百官承漏刻，期宜不失，脫之為不應，坐罪非一。故使晝夜有分，隨日長短，百刻為期，不得有差。”い其中“祠天神地祇，使百官承漏刻，期宜不失，脫之為不應，坐罪非一”之說，足以說明早期道教認為，如果漏刻有誤，將使人不能準確及時地把握與天地相交通的時機。如果“脫之”，即不能掌握準確的時間點，則將使天人之間“不應”，使天人關係面臨無法溝通的危機。由此來看成帝時道教人物甘忠可的《天官歷元包太平經》，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其中的《天官歷》，顯然論述了有關漏刻及其箭刻制度的內容，並第一次提出了將一晝夜劃分為一百二十刻的主張。此一主張，先後曾為哀帝和王莽所採納，儘管被採納的時間較短，但相對於傳統的百刻制來說，無疑是更具有科學性的，這是因為，從漢代起，一晝夜已開始被劃分為十二個時辰，而“百刻制不能與十二時辰很好配合，因為100不是12的倍數。一百二十刻應該說是一種較好的方法”ぅ顯然漢代教思想家提出改箭刻為一百二十刻制，目的是使漏刻的計時方法更為棈確合理，避免喪失“期宜”而致天人“不應”，使天人不通而發生上天懲罰人類的各種災異或劫難。這與前引太史令張壽王上書所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和張衡所謂“　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它們都表明，漢人對於精確掌握天文歷數和時間這種要求的背後，隱藏著災異論觀念這個原動力。只有當我們把漢代道教的思想主張還原到這樣的層面，我們才能對有真正本質性的把握，也才能在兩千年遺留下來的浩瀚道書中，考訂出哪些最可能是屬於漢代道經的內容。

註釋

ヾ《漢書．李尋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193頁。作者謹按：‘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滌蕩民人“句，諸多史籍（如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李尋傳》）或相關著作對此所作的標點斷句，都誤作”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滌蕩民人“，這是沒有理解此言所蘊涵的末世論思想所致。夏賀良等人向哀帝表達的思想本意是：”漢朝面臨中衰的國運，應當重受命於天，才能解決問題。漢成帝即不符合天命，因此最終未能生出太子來繼承皇位。現在陛下已經久病纏身，而且各種變異不斷發生，這是上天在警告人。應當儘快改元易號，這樣才能延年益壽，生出皇太子，平息災異。（如今我們已經獲得天帝使者傳達的上天旨意和救世之道，如果）得道而（皇帝）卻不肯行道，難道各種咎殃就會消失嗎（“咎殃且亡不”中的“不”就是“否”）？（到那時）有洪水將出，災火也會產生，沖滅官民百姓。“可見後一種斷句有誤，前後解釋不通。這可以《李尋傳》的另一處文字得到證實：”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乃欲蕩滌。“

ゝ按此處所謂“盜賊”並非指一般意義上的盜人財物者，而是指那些在民間起事、覬覦皇權、試圖取而代之者。哀帝說“盜賊並起”，是指當時眾多的民間起事者試圖代漢而起，這與史書的記載是完全相符合的。

ゞ《漢書．李尋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193頁。

々《漢書．哀帝紀》，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40頁。

ぁ安居香山：《緯書與中國神秘思想》中譯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7－118頁。

あ《太平御覽》卷1。

ぃ詳見《漢書》卷二十一上《律歷志第一上》，中華書局點校本，第979頁以下。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同書第961頁）。《三統歷》對原始道教思想的影響，值得研究。

い《道藏》第24冊第331頁。

ぅ祝亞平，道家文化與科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52頁。相關討論亦見華同旭，中國漏刻，安徽科技出版社，1991年，第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