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II.漢魏兩晉的道教
第八章 兩漢道教的興起
第三節 原始道教末世論預言對社會秩序的影響
原始道道《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問世以後，對漢代社會秩序構成重大影響。此乃該經以“漢家逄天地之大終”預言爲核心的“天官曆”思想內容所致。 漢行尚赤，爲火德。按照當時通行的五德終始論的政統邏輯。“漢行氣盡”①說，實爲大水說的反映。按《漢書．五行志第七下之上》：“成帝建始三年（前28）十月丁未，京師相，言大水至。．．．民以水相驚者，陰氣盛也。”漢尚赤，以火德勝，其性陽，大水將至，爲陰氣盛的表現。這就從政治神統和民衆意識兩個方面，使漢朝統治的正統性受到了威脅。認識到這一點，對於原始道經演變史和漢史研究都將大有裨益。 漢哀帝時期，原始道教思想影響社會秩序的記載亦很突出。據《漢書．五行志第七下之上》，哀帝建平四年（前3）正月：“民驚走，持＠或棷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發徒跣，或夜折關，或逾牆入，或乘車騎賓士，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裏巷阡陌，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止。“《漢書．哀帝紀》的記載是：建平”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擊鼓號呼相驚恐。“《漢書．五行志》則說，民相驚動，讙嘩奔走，傳行詔籌祠西王母，又曰’從目人當來‘。” ②歐大年先生稱：“這是我們所知的中國第一次民間宗教運動。它爲中國最早有組織的、有自己的教職人員、儀式和經書的宗教──道教的興起開闢了道路。③ 對照上述記載解釋其文意，所謂“傳行詔籌”，就是民衆中相互傳遞來自西王母的神秘“詔書”，其有形物就是人們相互傳遞的“＠或棷”。按顔師古注引如淳曰：“棷，麻幹也。”因此很可能其上並無文字，是用來“行”傳西王母“詔”用的“籌”，象徵性很強。其所傳言“佩此書者不死”，表明人們認爲西王母具有拯救人們渡過災厄的神力。“持火上屋”的做法，則是對大水恐怖的表現。因此人們不但以歌舞祠祀西王母，而且爭相傳遞和佩帶被認爲得自西王母的符書，冀以渡厄不死。認識到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爲什麽漢以後到六朝時期墓葬中的磚、石、墓壁及其中出土的帛、瓶、漆器等多種媒體上，都見有反映西王母救世思想主題的漢代畫像。進一步說，在某種程度上，此類畫像器物甚至可以被看做是漢魏六朝墓葬中具有極強的道教末世論思想特徵的、最重要的功能性明器之一。 東漢安帝永初元年（107）十一月戊子，同樣的民衆驚恐騷動事件再次發生，朝廷爲之無奈：“敕司吏校尉、冀、並二州剌史：‘民訛言相驚，棄捐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長吏，躬親曉喻。若欲本郡，在所爲封長檄；不欲，勿強。’”④此段史料中“民訛言相驚，棄捐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的現象，仍然是前漢時已曾反復出現的被稱爲“訛言”的某種民間神秘傳言而引起的社會動蕩。這種民間神秘傳言，使人們聞後爲之驚恐，於是民衆紛紛放棄自己的家園房舍，老弱相攜出奔流浪，大量民衆窮困疾病于道路，導致社會動蕩和災難。這種大規模的社會心理危機和動蕩現象，同西漢末哀帝時面對日益強烈的危機意識出現的民間“行詔籌”神學運動實出一轍，唯其記載較之“行詔籌”事件更爲簡略，使我們無法得知其主要內容而已。基於強烈的終極危機意識的西王母信仰，所賴以産生的時代背景，就是兩時期彌漫於整個社會的極其強烈的災異意識，以及現實中確實遭遇的種種天災人禍，由此逐漸形成了以災異觀念和拯救思想核心的神學思想，這種神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生存危機意識和進而導致的對於尋求生存保陪的極度關切。這正是原始道教的主要內容之一。我們將要探討的原始道教的過災度厄方術，如原始道教《黃書》的“三五七九”之類“過渡”方術，即充分體現了漢人思想中的這種危機和通過方術解除這種危機和通過方術解除這種危機的努力。⑤而這一切使我們能夠看到的，就是從帝王到百姓的整個社會意識正在迅速向著原始道教思想的方向演變；也就是說，原始道教已在整個社會的危機和反危機的動態氛圍中逐漸形成。 究竟是什麽使西漢末期社會中屢次出現上述“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成帝時），“民驚走”行詔籌和祠西王母（哀帝時），反復的“民人騷動”（王莽時），⑥以及“民訛言相驚，棄捐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東漢安帝時）⑦等全社會性的危機意識，使整個社會陷入極度死懼狀態呢？這要從原始道教的思想中去考察它的原因。 兩漢史籍描述的這種危機現象很值得注意。但這並不是一個令人樂觀的問題，因爲我們首先必須面某些有關的學術觀點上的分歧。小林正美先生認爲：關於“種民”的思想觀念，“東晉初期以前的道教文獻中是不存在的，東晉中期以後的道教末世論之中才出現了這種思想”；“道教的末世論是在東晉中期上清派的創始者那裏開始出現的”。⑧但我認爲還是可以再做進一步的研究，即通過對史籍和考古資料的稽考，來探尋漢代道教的末世論思想。在漢代道經思想中，末世論不僅應當是存在的，而且顯然應佔有重要地位，只是由於當時道教尚處民間，且經歷了與官方的劇烈衝突，有關資料難以保留下來。在這一問題的研究中，我曾提出：宗教的“種民”思想似乎是末世論的“共生物”。原因何在？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至少可以借助於三種資料，一個基本原理。⑨ 所謂三種資料，一爲漢緯中的末世論資料（如前），二爲漢晉之際的墓葬及其明器等考古資料（如前），三爲東漢道教的思想資料。史載：五鬥米道師以《黃書》教授信徒，其內容包括行“三五七九”及“男女合氣”之類的方術，用以修道和過災渡厄；⑩太平道師張角則持“九節杖”⑴以“符水”爲人療病解厄，⑵並提出“在甲子，天下大吉”的終極性解除預言。所謂一個基本原理，就是說：人類宗教的整個發展歷史表明，一切宗教預言都必然在最終本質上體現爲“人本”的性質，都不可能徹底地否定整個人類和全部人性，它必然在某種特定的（哪怕是極爲狹窄但極力崇高的）意義和境界上，給人類留下某種價值認可，這也是人類自己造就的宗教所不可能避免的自然特徵。而宗教的末世論預言，不外乎包括天地宇宙的災變崩壞和一切生命的毀滅等問題。因此，在宗教的末世論預言中，當大災臨頭的時侯，並不是把人類徹底地毀滅，而是把用某種特定價值觀念淘汰出一小部份可以被拯救的人（儼如基督教的“選民”說），作爲“種子”留下來，以便人類這個唯一仗宗教能夠存在的種屬能夠繼續存在。因此，當我們在一個宗教系統中發現“種民“說，便可知其後必有一個末世論；反之亦然。 因此我們可以較爲確定地說，使民“驚”而棄家奔離、導致社會秩序發生重大紊亂的“訛”，言就出自民衆中傳的原始道經《天官曆包元太平經》中具有末世論特徵的“大水預言”。哀帝時夏賀良等原始道徒所奏“言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蕩民人”⑶，當即根據該經的“天官曆”內容而來。我認爲，漢代原始道教不僅有突出的末世意識，而且也有相應的“種民”思想⑷。事實上，對於道教産生之根源的探討，本身就應對曾經長期影響秦漢中國社會的如下若干方面給予重視，即：秦漢以來整個社會日益增強的災異觀飲，作爲災異觀念之發展形態的末世論，以及針對災異觀念和末世論的解除學說的不斷更新、演變和整合⑸。漢代原始道經的洪水說，爲後來一些道經所繼承。晉代道經《太上洞淵神咒經》（主要存於前十卷）即以這種洪水說闡述其末世論⑹，頗與基督教《聖經．舊約》之洪水說相似。 從民間興起的原始道教，其所提出的“種民”思想，是以民衆樸素的善惡觀念爲基礎，因而當末日之期到來的時侯，善良的人們將得到保護，而爲民衆所深惡痛絕的現存腐朽統治勢力，則被列爲大水的毀滅物件。所以張角黃巾口號的內容，是政治鼎革的宣言，更是向那些長期以來既受到大水之災即到來這種“終極預言”的心理強制、又飽嘗腐朽漢王朝統治之苦、心理和忍耐都已近乎崩潰的民衆發佈的解除之期。 漢代歷數三統之中，“甲申”屬“人統”，其時屬於統治人間的帝王應當“更受命”的時，刻否則將面臨“帝王更相承負愁苦，天災變怪異不絕”⑺的局面。而張角則以“天統”即“甲子”爲期，相約爲信從者解除這種災難（即達到“天下大吉”），向民衆表明他擁有天所賦予的至高神力。張角以“符水”爲人治病⑻，即其明證。 按《太平經》卷三十九：“甲，天也，綱也，陽也；欿者，子也，水也，陰也，紀也；故天與地常合，其綱紀于玄甲子初出，此可爲有德上君治綱紀也，．．．凡物生者，皆以甲爲首，子爲本，故以上甲子序出之也。”⑼又《太平經》卷四十《分解本末法第五十三》：“都具成而更反初起，故反本名爲甲子。” ⑽按“上甲子序”是指以“天統”爲首，“以上甲子序出之”，當是說要在天地人三統歷數變易之初，爲世上帝王獻出該經以救災厄。 然而帝王天子的做法，不一定能夠符合，甚至被認爲背離天之綱紀；成帝時甘忠可《天官曆包元太平經》中“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的說法，以及漢朝統治者不願改弦更張的做法，便宣告了漢朝統治在神學上的不合理性。這使得原始道教信仰者伸張上天意志的使命意識日益強烈。其“天師”乃爲天所派遣來拯救地上生民的神使，故“人有道而稱使者，神人神師也。”ⅰ這些正是原始道教信仰者及其徒衆能夠號令天下民衆（其中包括許多屬於漢朝統治階層之人士）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在漢墓出土的朱書鬥瓶和“黃神越章”、“天帝使者”之類神印中，較多發現的以“天帝使者”或“黃帝”等名義爲某某之家解除災殃等解除文資料，ⅱ與此相印證，恰恰說明了，原始道教及其徒衆的做法，乃是原始道教“天帝神師”、“天帝使者”信仰的政治化和具體化實質上，這都是漢代原始道教思想中存末世論觀念的表現。東漢時期此起彼伏的民衆起義中，許多部帥利用在民間有廣泛影響的原始道教神學來發動民衆，這一點我們將在後文中論述。 在統治者階層，漢交州剌史張津是原始道教信奉者的一個典型人物。史載：“昔南陽張津爲文州剌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袙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雲以助化”ⅲ這說明張津乃是東漢上層人物中的原始道教信奉者。其社會控制和治理模式的基本思想是試圖以道教“助化”當地民衆（或許即基於“無爲”思想）；其所讀“道書“被時人稱作”邪俗道書“，是因爲原始道教的治世主張同漢家傳統的儒家禮法迥異其趣。
註釋 ①《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魚豢《魏略》，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3頁。 ②《漢書．五行志第七上》。按所謂“從目人”即“縱目人”。在額中縱向雕刻一隻假眼，爲西南少數民族氏之古俗。考《禮記．王制》有“南方日蠻，雕題文趾。”疏曰：“雕，謂刻也；題，題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也。” 《華陽國志．蜀志》：“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爲縱目入塚也。”而蜀侯蠶叢爲氏人。有關研究可參考衛聚賢《二郎》一文（《說文月刊》第三卷第九期）。道教吸收了古代西南少數民族的縱目習俗，如四川大學博物館即藏有三隻眼的石印道教元始天尊和三清神像，額中刻一縱目。 ③Daniel L. Overmyer, Religions of China: The World as a Living System,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SanFrancisco, a divi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86, p. 35. ④《後漢書．安帝紀第五》，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09頁。 ⑤關於原始道經《黃書》，可參見王卡《＜黃書＞考原》，《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 ⑥《漢書．王莽傳中》中華書局點校本，第4142頁。 ⑦《後漢書．安帝紀第五》，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09頁。 ⑧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創文社，1990年，第461，455頁。又見小林正美《東晉寺期的道教終末論》，《宗教學研究》1995年第3期。 ⑨有關研究見薑生：《漢代道教經典的終末論＠＠＠＠》上、下，日本《東方宗教》1998年11月第92號第1－14頁和1999年第93號第45－56頁。 ⑩道安《二教論》‘服法非老“篇指斥五鬥米道的”含氣釋罪“之術說：”備如《黃書》所說三五七九、天羅地網、．．．用消災禍“。又甄鸞《笑道論》三十五”道士合氣法“：”臣年二十之時，好道術，就觀學。先教臣《黃書》合氣五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兩舌正對，行道在於丹田，有行者渡厄延年。“有關研究可參考Stephen R. Bokenkamp 《天師道婚姻儀式”合氣“在上清、靈寶學派的演變》，《道家文化研究》第16輯，第241－248頁，三聯書店，1999年。 ⑴“九節杖”可能是太平道師向信衆展示其作爲天地使者得天授祥現的一種象徵物。若然，則此處“節“字當具雙重含義，其表面意思可能是其杖有九段刻飾，其蘊義則是太平道握陽九之瑞當得天下。兩漢對”九“的崇拜甚爲普遍，許多漢墓出土的畫像石畫像磚刻有作爲祥瑞象徵的”九尾孤“，且往往與另一作爲至陽之象的”三足鳥“一起，爲西王母主題畫像的重要組成部份。此類畫像的盛行恰與道教形成過程相偕，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思考。 ⑵《太平經》論以禁之術治病:“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民得之，謂爲祝也。祝也祝百中百，祝十中十，祝是天上神本文傳經辭也。其祝可使神伭爲除疾，皆取十十中者，用之所向無不愈者也。但以言愈病，此天上神讖語也。良師帝王所宜用也，集以爲卷，因名爲祝讖書也。是乃所以召群神使之，故十愈也。十九中者，真神不到，中神到，大臣有也。十八中者，人神至，治民有也。此者，天上神語也，本以召呼神也，相名字時時下漏地，道人得知之，傳以相語，故能以治病，如使行人之言，不能治癒病也。夫變事者，不假人須臾，天重人命，恐奇方難卒成，大醫失經脈，不通死生重事，故仗要道在人口中，此救急之術也。欲得此要言，直置一病人於前，以為祝本文，又各以其口中密秘辭前言，能即癒者，是真事也。不者．盡非也，應邪妄言也，不可以為法也。或有用祝獨癒，而他傍人用之不決效者，是言不可記也。是者鬼神之長，人自然仗也，名為孤言，非召神真道也。”（《太平經》卷十《神祝文訣》）張角的符水療病之術當本乎此。 ⑶《漢書．李尋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192頁。 ⑷如果這一點能夠成立，那麼我們就有理由相信，東晉中期以後上清經所見的末世論和“種民”思想，在兩漢原始道經中也是存在的。這將有助於對現存《太平經鈔》內容斷代問題的研究。 ⑸見本文第一部份關於原始道經所受漢緯末世論的影響的有關論述。 ⑹有關研究可參考吉岡義豐《六朝道教的種民思想》（《道教＠＠教》三，國書刊行會，1996）、菊地太《甲申大水考－東晉末期的圖的道經＠＠＠系譜》（日本道教學會《東方宗教》第87號）等。 ⑺王明：《太平經合校》，中華書局，1960年，第459頁。 ⑻事見《三國志．張魯傳》注引《典略》，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64頁。 ⑼⑽ⅰ王明：《太平經合校》，中華書局，1960年，第66，77，173頁。 ⅱ有關研究參王育成：《東漢天帝使者類道人與道教起源》，《道家文化研究》第16輯，三聯書店，1999年。 ⅲ《後漢書．襄楷傳》注引《江表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1084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