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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鄰樂業：海口府城新年初三"釘赤口"
現在的海南省海口府城，自唐貞觀元年（627）以瓊山縣得名，至宋朝開寶四年（971）設瓊州州署而建城廓，再到明洪武三年（1370）進一步擴築城廓，此地長期作為社會文化中心，一直是以郡城相通朝廷正朔，並且陸續迎接來自大陸各省的許多移民，此地各種民俗文化也因此常見歷朝文化的南遷痕跡，以民俗現象承載當時主流思想觀念，轉化為海南本土常民生活的司空見慣。
其中，宋元文獻所提及的中原各地端午節有「釘赤口」之俗，屢屢出現在當地歷代府縣誌，至今還年年流行於當地民間，便是鮮明的例子。
"釘赤口"之俗不知源於何時，但是原來術數家推算"赤口煞"的概念在宋代已經變成端午節俗的內容，尚能由諸種古籍為證。
而按照府城最早地方誌《正德瓊台誌》，海南的"釘赤口"顯然早在明代便已脫離端午節俗，被挪移為發生於農曆正月初三日的新春習俗。根據《正德瓊台誌》，其記載著"三日早，則書帖釘赤口於門，少晏，群邀漁獵，謂之鬥口";再對照後來的歷代府縣誌，並參考府城"七井八巷十三街"老區尚可見到的實踐，海南"釘赤口"其實也經歷了"在地化"的過程，習俗內容有所增飾。
人們在當天盡量以全年防止口舌為由，不願出門，集中在早上舉行完一切儀式，還要到廟中拜神，午飯過後便可"開年"，過渡到恢復日常謀生度日的需要。
相關民俗文化在當地的形式演變，同時也賦予"正月初三"一種特殊的功能意義。
一、文化為因：海口府城「赤口」信俗的歷史淵源
"赤口"一詞，據宋朝儲泳《祛疑說》的解釋："赤口，小煞耳。
人或忤之，率多鬭訟。 "由此可見，"赤口"原本也是中國術數家推算的吉凶神煞之一，演變自中國傳統文化對待"氣"的觀念。
與各種中國術數方法解釋其他神煞為何存在類似，當《祛疑說》提到"赤口"，也會說明"赤口"是陰陽五行之"氣"在特定時空的變現;由於宇宙間一切的構成都不離陰陽五行之氣，而"氣"會隨著時間流轉在特定空間，因此陰陽五行之"氣"便會互相生克變化，化現成各種不同性質的有形物質或無形力量，"赤口"即是後者之一。
而《祛疑說》又是服膺於中國傳統術數說法，認為神煞是可以通過推算時間的氣數去預測的，包括計算"赤口"何時化現於哪些特定時空，以期人們能以預測趨吉避凶。其文字提到：「原其起法，以四位求之，常值於巳，以十二支求之，常值辰戌，蓋魁罡乃天之惡神，巳位屬蛇，有囓人之毒也。
然用之亦活法，不可以此小害，遽廢良日。 如赤口值寅巳酉戌，則不可用，余皆無害。蓋四位所屬，皆能以口傷物。 其煞乃行他位值之，不必盡避。 ”
《祛疑說》中這篇論"赤口煞"的文字，談到"原其起法"要"以四位求之"，不同於後面以"赤口值寅巳酉戌"說其結果的"四位"。這是根據先民習慣以掌訣計算十二地支方位掐指計算，以名指下紋為"子"位，以中指下紋為"醜"位，依照秩序輪算一圈，到尾指下紋即為"亥"位，其中的食指下紋、上端與尾指上端、下紋，因此也就分佈為"寅、巳、申、亥"四孟位。
根據此說，「赤口」也如其他神煞可以被人感應到的一樣，會造成人身命運變化，而儲泳《祛疑說》則提到人們沖犯這種煞氣就會"率多鬭訟"，算出赤口何時出現當然很重要。
可是，其兇力又不是絕對的，是會受著時間或方位的制約。只是畢竟是兇煞，人們可避免則避開，可防止就要防止。
這便是古人實踐中華術數的理由，也是海南府城先民乃至其他地區要在新年第三天立即趕走赤口的理由：人們考慮到一些吉兇事情發生是有規律的、可以推算其發生的可能，要確保日常生活經常處在趨吉避凶的狀態，就得從新春開始防患未然，不讓災煞靠近家門。
若要追溯歷史，早在唐朝，"赤口"已存在，以"赤口"形容不友善的惡言壞話的定性，也已普遍流行。
而類似海南現在盛行的習俗，則至遲在宋代，已經在中原地區留下盛行的記錄。不同的是，宋人選擇五月初五貼赤口帖，而海南的風俗則演變至正月初三行事。
而府城街頭至今在新春前後街頭巷尾常見香燭店家兼賣教人趨吉避凶的歷書，已說明迄今流行此俗——除了大年初三要驅趕赤口煞神，平常日子也要查出赤口煞星當頭的時刻，防止煞神作祟。
在唐朝，盧仝生於貞元年間，他流傳給後世的《月蝕詩》，是假借批評天上四方靈獸無法救助月食，寓諷人世間的貪官庸吏;在詩中有段文字提及"南方火鳥赤潑血"，便是說："月蝕鳥宮十三度，鳥為居停，主人不覺察，貪向何人家，行赤口毒舌，毒蟲頭上吃卻月，不啄殺。
"而李翱與盧仝是同一時代的人，貞元十四年進士，他在寫作《準制祭伏波神文》的時候，也提到"小人赤口，曷本於理？
"還有以"赤口白舌"形容鬥訟之事，到唐朝中期已經流傳很久。
而到了宋代，著名高僧宗杲禪師（1089-1163）流傳下來的偈頌《慧普覺禪師語錄》卷十《雲門頌》中便有說起："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急如律令，不須門上畫蜘蛛。
"這更說明當時的人們端午普遍在門前貼赤口帖，否則禪師也難以拿大眾不懂的事當成應機說教的話語。
以宗杲禪師對北宋赤口民俗的理解，對照南宋周密以"四水潛夫"名義輯撰的《武林舊事》，還有吳自牧撰寫的《夢粱錄》，或可更清楚宋朝"赤口"信俗細節。
前者《武林舊事》卷三"端午"條有說，宋人過端午節，"又以青羅作赤口白舌帖子，與艾人並懸門椐，以為禳檜。
道宮法院，多送佩戴符箓";而後者《夢粱錄》卷三"五月重五"條則記載，人們"以艾與百草縛成天師，懸於門額上，或懸虎頭、白澤;或士宦等家以生朱於午時書'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之句"。由此看來，正如宗杲禪師是借助民眾普遍的民俗現象指點人心，現在網上流傳的南宋詩人陸遊《養生》詩形容說"忠言何啻千金藥，赤口能燒萬里城"，以及其《己未重五》詩提及"安用丹書禳赤口，風波雖惡不關身"，皆是借用大眾熟悉的民俗景象敘述詩人之一己情懷。
但是，與上述諸古籍所載流行於「士宦等家」不同，現在海南正月初三"赤口日"，海南府城的赤口帖很少用朱砂書寫，寫法也並不複雜，稍識文字的人家都會貼寫。另外，上述《祛疑說》的計算方法，對比現在諸多術數上計算"赤口"的方法，也不盡相同。至少，不論是過去宋人五月初五應對赤口的規範，還是現在海南省海口府城乃至中國的其他地方是以正月初三為"赤口日"，都是採取術數觀念當中的所謂"硬局"——即不由當日所屬干支五行生克取義，而是根據每月日子排列秩序去計算神煞所在。
再參考昔日廣東省各地民間流行的《通勝》歷書，即1978年以來海南重新流行的一些舊式歷書，這套舊式歷書中歸屬"喜神定局"的赤口日計算方法，也是有推算規律的：其正月、七月以"初三、初九、十五、廿一、廿七"為"赤口";二月、八月以"初二、初八、十五、廿一、廿七"為"赤口";三月、九月以"初一、初七、十三、十九、廿五"為"赤口";四月、
十月以"初六、十二、十八、廿四"為"赤口";五月、十一月以"初五、十一、十七、廿二、廿九"為"赤口";六月、十二月則以"初四、初七、十六、廿三、廿八"為"赤口"。
顯然，赤口煞神每個月都有幾天特定的降臨日，宋代人常以五月五日配合端午節避鬼魅、辟災邪的習俗來驅防赤口煞，而海南府城等地則是如《正德瓊台志》所言，是在每年正月選擇該年赤口煞神第一次降臨日阻斷其勢力。
若追其源，上述"赤口"按日排法，本來自於民間舊時出現的擇吉通書，傳說是諸葛亮所創，因此稱孔明六曜星;據說六曜有固定的先後秩序而又各有吉兇，因此要根據月份的不同而固定以其中之一曜起首，按秩序輪流排列在接下去本月的每一天，並在六曜之下各附八句五言吉凶歌訣，為每日注歷。不過，初時的六曜版本與後來略有不同。
南宋《事林廣記》所載六曜先後秩序是"大安""留連""速喜""赤口""小吉""空亡";《大離書》所載則是"泰安""流連""則吉""赤口""周吉""虛亡"。
後來在日本流行的是口傳中所謂「大安」「友引」「先勝」「赤口」「先負」「佛滅」，之後又改變次序，變成現時流行的「先勝」」友引「先負」「佛滅」「大安」「赤口」，而正月、七月由「先勝」開始，二月、八月由「友引」開始，如此類推。如此說來，相較於從他地到日本的演變，海南海口府城這套以正月初三為第一個"赤口日"的注歷法，其算式總要五月第一個赤口日落在初五，反而是保存著至少是宋代以來六曜注日的原貌。
而海南海口府城當地人們防範赤口煞神的民俗，其實還不止於正月三日的活動。人們除了在正月初三日驅趕赤口煞，防止煞神上門為患家人，日常也不能忘記防範煞神。
煞神既然是由天地間陰陽五行之氣化生，也就可能隨時因著時間地理條件因緣巧合在任何一處化現。人們相信個人在外行事常有難以預測的變化，或可能會不知不覺之間沖犯煞神，所以地方大眾除按照上述"硬局"計算在大年初三於家門前貼赤口帖，當地還流傳一種捏指計算個人是否沖犯"赤口煞"的掌中訣。
據筆者在府城紅城湖一帶訪得其中一位廟祝表示，他和鄰近遵譚縣的道士一般都是按照舊式歷書刊印的"小六壬"方法，以捏指遊走掌中的方程式推論事主狀態，計算出事主是處在"大安、留連、速喜、赤口、小吉、空亡"等三吉三凶不同狀況之間的何等情況，會不會不幸沖犯赤口。究其實，這種方法流傳於古代，源出自明朝《萬曆續道藏》中相傳作者為許真君的《玉匣記》流傳民間，其內容擴大為《增廣玉匣記》，所載諸文包括有《李淳風六壬時課》，教導大眾如何以掌起例，根據月日時算事預測，便是當下許多民間歷書轉抄翻印的版本。
不論現在流行的赤口信俗是以月日排列秩序推算赤口煞，又或者以月日或時辰干支之五行計算赤口所在，其信仰文化無不建立在相信赤口神煞源於陰陽五行之氣的變化，應時空而化現兇力的基礎上。《黃帝內經·素問·寶命全神論》論述生命起源，很早便根據先前古人流傳的說法，提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認為天、地、同源、同秉、同體、同構、同律;另外，《素問·六節髒象論》則進一步指出人的物質生命在於"氣之數......
氣合而有形...... 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這其中對"氣"的認識，不是指稱呼吸的空氣，或空氣當中任何基於氣化狀態的元素，而是指稱構成包括人與天地萬物在內的一切基本元素，亦即構成各種化學元素的極度精微的原始物質，而這些原始物質，或者其構成的各種元素，都可以單純或化合為固體、液體、氣體狀態，又互相結合，於是形成可以感受的世界。因此，「氣」也是形成宇宙世界的基礎，萬物萬事的源頭。
而古人透過自己身體的感受，又把"氣"的變化分為"無形"與"有形"兩類。
前者鬆散瀰漫、活躍多變，充塞在無垠宇宙之間，有時也會互相凝聚為如同各種神煞等無形力量;後者則表達為相對穩定的凝聚狀態，形成人的感官可以感受的形質，最明顯者即是人們日常可見可觸的物質。
這兩種狀態，隨時處在可以互相感應、互相滲透或者互相轉化的狀態，氣聚則形存，氣散則形亡。元朝關漢卿《玉鏡臺》第一折便有術數說法：「日不空亡，沒相妨。
天生壬申癸酉全家旺，不比那長星赤口要堤防。 大綱來陰陽偏有準，擇日要端詳。 "赤口神煞本自陰陽五行之氣的生克化合，應時間而化生出來，雖是無形，還是能感應在人身，滲透影響思維;當人畜因著赤口神煞形成兇力作用，身體就會因與兇惡之"氣"的同源同構，相互交感。
感應兇煞，結果是心身失常、事事處理不當不順，甚至引致自身正氣衰退，帶來傷病之隱憂。 《莊子·知北遊》也是基於相似的思考邏輯，才提出"人之生，氣之聚也。
聚者為生，生則死...... 臭腐複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通天下一氣而"。
上述思想觀念是赤口信俗存在的基礎。
人們生存之道在於趨吉避凶，部分陰陽五行之氣凝聚成有害世間爭訟毀謗的能量，就得設法化解或消滅。不難看出，由此形成的祛除赤口的信仰文化，其源頭不離中華傳統文化觀念。
二、在地成俗：海口府城赤口信俗的演變
據《正德瓊台誌》記載：「三日早，則書帖釘赤口於門，少晏，群邀漁獵，謂之鬥口。 "再對照《萬曆瓊州府誌》和《民國瓊山縣誌》，前者記載："元旦至四日，各相拜賀，陰陽家選頒出行吉利方，是謂牛圖。初三早書帖釘赤口，群邀漁獵，謂之鬥口。
"而後者提及："自元旦至四日各相拜賀。初三日書帖釘赤口，謂之禁口。
"比較兩份文獻，可見海南府城人在正月初三書寫赤口帖子貼在大門，風俗源遠流長。而且，人們以非常形象化的"釘"字形容之，顯示出一種積極的姿態，大概是說，大眾都不喜歡人間有惡口、爭訟、妄語等行為，因此都討厭那部分凝聚為有害神煞的陰陽五行之氣，視為公害;大家一致做法是，把赤口煞釘死在自家門邊，不讓其兇氣四處竄擾鄰里鄉親。
如果追溯《正德瓊台志》的"書帖釘赤口"，則府城"釘赤口"的更早根源可見於宋元時陳元靚包羅宋代風俗編撰的《歲時廣記》。只是，如上所述，宋代流行於端午的習俗，在明代的海南府城變成了新年習俗。
而那時府城住屋多是磚土牆，所以府縣誌上的所謂"釘"也只能是形容詞，明朝海南府城先民的真正做法，恐怕還是如同《歲時廣記》當中"釘赤口"條的文字記載，是當地至今流傳的做法，即煮漿糊貼紅紙條。
《歲時廣記》卷二十一引《陳氏手記》說道：「今日端五日多寫」赤口『字貼壁上，以竹釘釘其』口『中，雲』斷口舌』。不知起於何代。
"但是，現在雖然年年還可見到府城大街小巷，尤其三坊七巷各地，有人在大年初三貼上赤口帖，卻罕見有按照古籍的說法，是真正準備竹籤子釘著帖子上寫的"口"字。
《歲時廣記》同篇文字後面提起當時閩地演變為兩張紙各寫"官符上天"與"口舌入地"顛倒貼在璧上，可見海南有"釘赤口"不見得源於閩地，反而更接近作者陳元靚在其福建原籍以外所見所聞。
兼及參考明清兩代章回小說，又當知"赤口"到了明清兩朝已經是古人日常生活中常有的觀念。
明代施耐庵《水滸傳》第七回中，提到魯智深眾人喝酒喧哄，半途聽得門外老鴉哇哇叫聲，眾人便有叩齒的，並且還齊說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
”
由此可知，"赤口"和"白舌"都是形容惡毒的壞話;而明代民間流傳各種占算吉兇方法，也有把烏鴉叫聲看成赤口作祟的預兆。 而且民間應付事端，還包括學習道教碰擊上下齒感召神靈的方式，口頌"赤口上天，白舌入地"禱詞，即是希望神明驅趕未來災殃，兇煞之氣上天下地都行，就是不要感應在自己身上。 此後，明清章回小說常出現「赤口」一詞，如乾隆年間《野叟曝言》寫道：「今日要祭祖哩，休得赤口白舌的罰那毒誓」，曹雪芹《紅樓夢》寫成「豈有紅口白舌？ "顯然，明清兩朝中華遍地流行赤口信俗。 海口府城在明清各郡縣城市之間，是大陸最南端的港口城市，就赤口信俗是中華各地普遍現象而言，《正德瓊台誌》與《萬曆瓊州府誌》記載的海口府城流傳赤口信俗，雖未表示當地獨有此俗，但它足以反映明清海南府城社會生活無殊於中華各地，其傳統文化乃至生活方式有著相當的一致性。
府城最早以漢族為主的環境，源於大陸各地軍民在不同時代南遷，其固然造成民眾日久他鄉變故鄉，赤口信俗也隨之落地生根，久之成為地方文化。那麼，自明清以來海口府城信俗如何受來自大陸的歷史文化薰陶？
又如何能在當地因時制宜、因地制約，形成地方上的面貌？
若要深入理解這些問題，就不能僅僅依據府縣志愛惜紙墨的寥寥數句，還需更多地藉助實地田野考察，對照父老集體記憶進行分析。
從明朝至民國初年所經歷的數個世紀，歷代府縣誌（如《萬曆瓊州府志》《民國瓊山縣誌》等）都提及海口府城人會集中在元旦至正月初四互相拜年。但田野訪談發現，府城當地至今還流傳著一些禁忌，認為人們一般不會在大年初三日早上互相上門。
而整個海南北部和東部，過去還有老人將正月初三稱為「破口（嘴）日」，規定這天盡量不要出門，以免聽到不好的話語。也有許多老居民將正月初三早上視為"做年"最後一天，認為當天是"封年"時刻;只是，昔日流傳的說法多認為，人們若果這天午後需要互相上門，或者想要當天開業辦事，至少便要等到中午以後，待到自家貼完"赤口帖"，準備水果、白酒、清茶等物祭祀過供奉在公廳上的先人與神靈，方才能出行辦事。要論證如此說法的來歷，或可參考《正德瓊台錄》描寫當地人"釘赤口"的習俗內容，其中提及"少晏，群邀漁獵，謂之鬥口";同樣情節出現在《萬曆瓊州府志》："群邀漁獵，謂之鬥口。
"少晏"，翻譯成現代漢語，意即"較遲不久"。
這也意味明代海府的過年習俗是在正月初三恢復正常作業，各家"釘赤口"完成後，人們群邀漁獵，是一種儀式性質的行為，表示著大家又恢復到正常生產活動。
而嚴格的書寫赤口帖的規矩，是要在當天先找一張裁好的紅紙條，在上邊寫上"新春開筆大吉"，表示開筆開年;在開筆後方才接著剪裁出數張長約七八寸、寬一寸的紅紙條，在上邊書寫釘赤口的帖子。
20世紀末，還有些家庭較為講究，會特地寫上祈求保佑出入平安的吉祥語，如"西元XXXX年歲次XX（干支）正月初三日，當對神前香火，前門釘斷四方男女赤口、賊盜、火星，一切禍災歸天，大吉大利";也有些人採取較簡單的寫法，寫上"四方釘赤口"，分貼在家中四個方向。
但是，自21世紀初以來，每年常見的是簡易寫法：「奉送赤口。 "過去，一家人貼"赤口"帖，據說一般是貼在房屋的四方;但自20世紀以來，府城房子多是排屋單位，互相的牆壁左右相連，所以現在釘赤口的帖子，就只能是貼在前門和後門的門頂上。
另外，過去人們釘赤口最重要步驟，是寫好一張不貼家的赤口帖，在初三掃除屋子后，另外放在家裡的垃圾上面，挑到外面一起倒掉。這也意味著，過去中華各地新年都有「送窮日」的習慣，海南府城至今還盛行以正月初三為送窮日，以初三前清理垃圾等於家裡金銀財寶向外流為由，一定要等到初三才清理掉初一初二兩天積下的垃圾。值得注意的是，此地對"赤"的解釋，也顯然深受語言影響，視為是"空缺"的意思，"赤口"意如"空口"或謂"赤窮"，因此，正月初三也被稱為"送窮鬼日"或"封年"，俗稱"赤口日"。這天一大早，各家都在祖公廳忙碌，為祖先與神靈供奉茶水和年糕、上香燭，在門外或廳上放鞭炮，接著就拿起新掃帚，由祖公廳開始打掃至正室住房，再後來是廚房，或有橫屋房、庭院也依次掃地，再把過年積留的爆竹紙屑等雜物拿到外邊清理掉，謂之"送窮鬼"，绕後便吃早飯。
自此，意味著"赤口"離去就確保家運不再有"赤窮"之餘，也意味新年期間不可說的一些禁忌話可較為放開，當地人謂之為"開赤口"。
海南人深受中華傳統術數觀念的影響，認為天上星辰和神煞吉兇都源於陰陽五行之氣的生克變化，又能感應人間禍福，就會把假想星象及神煞混合而使用，亦稱神煞為虛星。因此，府城昔日也有稱貼"赤口"為貼"禁口"的，以提示初三開始見客和活動，應當注意一年不要招惹口舌，並認為此前釘住赤口可讓其時辰一過就只能轉化回天。這樣一來，大家便可以在正月初三中午安心開年，正常營業。
參照《康熙瓊山縣誌》和《乾隆瓊山縣誌》所載，前者提及："元旦至四日，各相拜賀，陰陽家選頒出行吉利方，是謂年圖。
初三，早書帖釘赤口，謂之鬥口。 "後者則記載："自元旦至四日各相拜賀。
初三日書帖釘赤口，謂之禁口。 "由此大約可以說清，由明朝正德年間至清朝乾隆年間，現在尚還流行的初三日"釘赤口"，一直流行到民國初期，其中也有演變。
最鮮明的演變之一，是由正德至到康熙年間本作"鬥口"，自乾隆年間變成了"禁口"。
打赤口，為了禁口舌是非，因此瓊山人稱此俗為"禁口"。
但乾隆以前，同樣地方的府縣誌，先輩為何以「鬥口」稱之？從這一字之差去思考，閩南語系裡頭的"鬥"字本來是多重意義的，既可以解釋為爭勝，或相互競爭，又有著互相支持和承擔的意思。這或許可以反映出乾隆年代之前，當地人生活較為艱苦，主要重視如何克服"赤口"這類壞事障礙，因此大眾完成"釘赤口"之後，社會不是鼓勵大眾害怕沖犯赤口而避開人群，而是鼓勵集體人際交往，鼓勵既有競爭又有相合的"鬥"。
對此，民國二十五年版續修《儋縣誌》載："初三日早，書帖釘赤口於門;略敘飲宴，群邀漁獵，謂之'鬥口'"，可見，府城舊風俗流傳至儋縣以後遺風猶存，正好由"略敘飲宴，群邀漁獵"說明"鬥口"的意義。
海口府城，或現在瓊山區與周遭範圍，雖然是海南大島古代至近代長期的政治中樞，但也曾長期作為社會經濟活動最繁華的地區，其文化風俗較容易成為海南島上主流的文化風俗，並且輻射影響鄰近各縣區。所以，除康熙年代編修的《儋縣誌》記載當地延續《正德瓊台誌》所載風俗習慣外，在王子今撰寫的《門祭與門神崇拜》中，作者先後引用府城鄰近各縣的縣誌，提及嘉慶二十五年《澄邁縣誌》提及"（正月）三日，書帖釘赤口於門，謂之禁口"，而民國二十五年《儋縣誌》、民國二十年《感恩縣誌》也有相同的內容，另外在光緒四年《定安縣誌》則稱為"祭赤口"，
其具體內容是以紙條「題於門前曰：赤口原來天上星，凡人不識把汝釘。今日送君歸天上，一年四季永安寧"。
大陸其他地區常發生「虛星」觀念混淆真正星神信仰，清代《定安縣誌》記載地方上演變出這套以"祭"代替"釘"的說法，視赤口為人格化的神靈，反映出相似情況在海南流播。
在王子今撰寫的《門祭與門神崇拜》中，作者根據上述府縣誌的內容，認為"赤口"屬於儀式性質行為，承載著人們空間意識的人文想像;不論"書帖釘赤口於門"或者"題於門前"，都反映出中國傳統意識當中，"門戶"被看做基本屏障，可以禁閉任何可能產生不良效應的社會交往。如此說來，主家「釘赤口」，是以生活中的「好/善」與「壞/惡」想像作為基礎，確保「赤口」僵固在牆壁，處在不屬於門內而又走不出戶外的其他地方——家人只要記住遠離"赤口"，即表示完成"好/善"與"壞/惡"之間的界定，進而保證家內家外的行動不受干擾。
進一步說，除了從空間的意義去思考"釘赤口"習俗外，也應該從"釘赤口"的日子思考其時間意義。
初三這天「釘赤口」以及系列相關活動，包括古人會在當天群邀漁獵，應當被視為具有時間意義的儀式，是"正月初三"開工日的標誌，人們開始在新春期間一邊繼續過年、一邊恢復日常生活與工商謀生活動，直到正月十五慶元宵高潮後結束。瓊北地區的海口市區、瓊山、文昌、瓊海等地，初三早晨家庭氛圍與初一不相上下，很多人是先燒香祭祖敬神，燃放爆竹，接著開始清掃，又在門楣等處貼"奉送赤口";而此日家家戶戶準備豐盛飯菜，講究要吃得好，再簡單安排，也足以說明這是一家人共度過的不同於一般日子的大日子。
三、攝禮歸義：府城赤口信俗演變的社會功能
縱觀海南府城新年初三「釘赤口」習俗的延續與演變，「釘赤口」作為全年其他日子罕見的民俗活動，互相聯繫作為日子觀念的"年初三"，賦予"年初三"在當地人們集體生活之中應有的意義，成為當地人在過日子的秩序中，臨界於重要轉折時段的時間標誌。
"赤口"本是人們依照傳統思維產生的神煞觀念，如果人們過去有所謂"神道設教"，其中功效就在於民眾可以依照諸多神煞名堂去注意和警惕生活中的事項細節，但個人對待每件事情都得按照各種計算時間和空間的觀念，要先分配相關時間單位或空間領域的幹支，再推算其與自身的感應，那未免辦理得太繁難，亦無法確保集體常常因不一致帶來的高昂成本。因此，一些有心的士大夫和民間術士，把各種神煞分門別類而考其義例、辨其出沒，編為年表、月表、日表和時表，詳列其所值神煞及所處方位，進而推衍出各年、各月、各日與各時宜忌，極大地方便了世人的查閱使用。其中，說是"硬局"的日子，其實也就是按月日的排列先後秩序，以"赤口"等等"禁忌"為名，選擇出一些日子，民眾可以共同遵守去做一些共同的事。
如此，府城民眾在年初三「釘赤口」後吃過飯，就可以一邊繼續過年、一邊恢復生活勞動，這足以說明自明代府城社會商貿與經濟趨向繁華、方興未艾，人們重視保障日常經濟運作，祝福生活趨吉避凶。
正如Ernst Cairer所言：「禁忌體系儘管有其一切明顯的缺點，但卻是迄今所發現的惟一的社會約束和義務的體系。
它是整個社會秩序的基石。社會體系中沒有哪個方面不是靠特殊的禁忌來調節和管理的。 "而實際上，漢朝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早就說過："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而《禮記·雜記下》記載，孔子對待特殊日子總需要各種禁忌/願望作為各種集體活動背景，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認為其重要作用就在保證個人、家庭乃至社會生活長期保持著張弛有度，擁有調節空間。中國人的社會，包括海口府城傳統以來的地方社會內部，以不同日子對應不同的禁忌與信俗，使得社會每個人都熟悉禁忌而產生集體共識，進而確保內部社會運作與凝聚力保持正常，也維持構成民眾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當人們相信過日子發生的禁忌，並且有了回應禁忌的活動時，其中還包括社會經濟調節的效果。《正德瓊台誌》是以「非大集者不錄」的原則，記載當時瓊山縣範圍內三十九處「大集」性質的墟市。
然而，對比它敘述「釘赤口」的文字，前邊還有段文字提到：「城間各閉門，客扣方開」。。以上述兩段正德年間府志文字相互對照，當年府城的社會印象顯然是從商貿到各行各業都已積極起步，卻也讓人們感到地方社會瀰漫強烈謀生意願，新春初一、初二也不一定真是在休息，一般到了初三就要回到經濟生活作業。府志中所提及的「群邀漁獵」，恐怕不僅僅是習俗，還可能牽涉販賣海產乾糧與製作皮革等集體謀生。
可見，在海口府城，城內外各家各戶習慣以正月初三"釘赤口"作為當天"封年"和"開年"的前提，固然可以說是"禁忌信仰"或者"節慶民俗"，但它最大的功能卻是讓民眾意識到這天應是本地各家各鋪開店開工的日子。
換言之，民眾是藉著「釘赤口」早上的諸多習俗，共同意識到地方市場的資源與消費會自這天下午以後恢復活躍，重新進入有效的供求運作，如此消減了預測靜態農業/手工業市場消費的困難，不至於發生少數人在他人不知有市場的情況下各自零星開業。
值得注意的是，府城年初三「釘赤口」的信俗，並不是單項活動，而是要結合許多由此衍生的、關聯的、支援其主題的、富有象徵意義或功能性的活動，將先民賦予當天的整體意義表達出來。
海南府城作為大島上的商務工作集中地，有從原料供應到購買成品的消費過程，也有同行競爭，而各行各業日常興旺也離不開討價還價，但最終大家都是要求自家能對外交易成功，照顧好家庭生活，整個地區因此需要長期保持著和氣生財的氛圍。做生意的人更是注重市場口碑，不願任何外間傳言損害生財。
這樣的環境，便是造就當地出現「釘赤口」傳統的條件，既忙著趕在年初三開工大吉，開工前又關注如何「釘赤口」以絕口舌破財後患。這樣背景下，包括府城在內，鄰近一些家庭上午在家門前書帖釘赤口，過後就會把前幾天剩飯剩菜"炒考"或"炒谷口"，意味著釘了赤口可以安心好好吃頓消災飯菜，以吃飽吃好開年，而不是明年"赤"（空）口。
由此而舉行家庭聚餐，當天午餐特別之處在於飯菜全是炒熟的。這其實也是藉助當天擔心沖犯赤口的理由，藉著"釘赤口"之前禁忌遠行、串門、訪客、耕田等，在家裡忙碌，把前幾天因"做年"而多煮的乾飯、雞、鴨頭腳，用油爆鍋炒一炒再吃，接下去數天都在表達去年有食物留到今年，可存可餘，是好意頭。到了21世紀，雖然許多家庭不再有"貼赤口帖"的習俗，但人們較過去生活富裕，"做年"常有剩菜，城內家庭延續類似"炒考"或"炒谷口"等活動卻愈加興盛。
不同人類群體其實都因為處在相同的環境，集體日常互動，方才形成"當地"的群體。
他們通過對禁忌、食物、環境衛生等各種領域的共同理解和體驗，加入了源自本群體主流的集體觀念的文化意義。府城先民藉助正月初三「釘赤口」的諸多習俗活動，來認識正月初三，並且確定自身會按照這套風俗習慣作出相通於他人的回應，當地「釘赤口」這一概念是形容和確認當地居民群體的「文明」的結果。列維-斯特勞斯在"The
Raw and the Cooked"（《生與熟的食物》）中主張採用諸如民族志的觀察，從具體對象群體對待諸如"生/熟""新鮮/腐敗""濕/燒"等概念的經驗範疇去瞭解對方，通過這些工具性常識把握其抽象概念。雖然，列維-斯特勞斯所使用的這些對稱概念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一種借喻或借喻性質的工具，但是畢竟有助導引人們去注意到"食物"或其概念本身具有的多面而複雜的文化隱喻價值。
同樣的，府城宋明以來作為多地區移民組成的商業社會，以民間擔憂赤口成煞的說法去對照先民對社會穩定的要求，當地先民有明顯必要在"口舌/和諧"互相對稱的結構上抉擇;"炒考"則是當地人們處理與對待手中資源的結果，也是源於"過去/再生產"兩概念之間的抉擇，朝向最大程度有益日常生活的方向走。
民國以前，那些民間歷書附上各種民俗說法，對民眾生活影響很大，對府城原來流行的赤口信俗，也必定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歷書擇日，本來就有牽涉自然科學的歷法部分，關係著人們一年到頭的農作、航海等生活需求;而曆書也包括每天的神煞預測，分派出當日做不同的事會有的"宜"與"忌"，客觀上的效果正好是預先管理和鼓勵大眾在相同日子一起做不同事情，減少單獨做事的成本浪費。
人們從生活經驗處理擇日，牽涉每日神煞吉兇說法在分配日子功能，行事者若長期覺得有效，認果為因，會因對照事態而更相信歷書預測，長期便會培養出擔心神煞的心理，參與社會上重視神煞作祟的禁忌活動與化解儀式。
海南府城首先是大島重要的地方港口兼商貿經濟中心，此地自宋代開府至今流傳歷朝有人出海的針簿，證明它處在人們往來"下西洋"的前線位置，依靠四方往來船貿致富本就是港口城市的特徵，而日產各種糧食也需要通海交易，卻又因此必須時刻重視外來傳染病侵襲。筆者田野所見，當地雲路坊張天君廟便保留著一塊乾隆己未（1739）的無題碑，寫著居民商鋪過年習慣"時逢端月，進屠蘇以避瘟"。
而參照現在香港年年出版的《廣經堂通勝》，其"日腳兇星忌用"欄目有說，大凡赤口煞星照臨之日，就不宜"嫁娶、交易、議事、宴飲";同書"雜事"部分，第一篇就收錄《李淳風李淳風六壬時課》，其「赤口解曰」則更進一步細解：「赤口主口舌，官非切宜防，失物速速討，行人有驚慌，六畜多作怪，病者出西方，更須防咀咒，誠恐染瘟皇」，並說赤口是"官事兇時，
五行屬金，顏色白色，方位西方，臨白虎，凡謀事主四、七、十"。歷書上提到犯「赤口」會帶來各種不吉、驚恐、兇險、口舌是非，既涉及交易平安和嫁娶傳宗接代，又說起瘟疫與六畜安危，還提及其災禍相關印象中屬"下西洋"的西方，包括當地來往貿易諸國。
由此可以得知府城人敏感赤口煞的緣由。開年便借以趨吉避凶的儀式行為應對，也就成為解決社會集體心理負擔的過程。
表面看來，馬林諾夫斯基就相關神話、禁忌與儀式課題的論述，或可解釋府城赤口信仰對整體社會的積極功能。人們"相信"某種神話型態，例如"赤口"的存在，是源於人類對生活現實和經驗的認知，而人們試圖從自身文化觀念去解釋，儀式便是實現其中邏輯關聯的具體行為，動機在幫助人們實現現實生活不一定能辦得到、獲得的結果。應付與消解禁忌的儀式，是包含著自我說明的能力和結構，而且會不斷在同一個敘事骨幹之下隨著時間、空間變化而調整內容細節。
這是一種群體的、社區的、具有地方價值的功能性表演，是一種"地方性知識"系統，具有族群價值，
又促使人們為了公共利益參加入儀式活動。
就中華傳統認知方式而言，正月初三"釘赤口"與原始信仰的禁忌體系不同，是一種表達公眾意願的禮俗，是發達文明的儀式準則體系，"禮俗"的文化意義在於通過回應神話或禁忌的適當禮儀活動來組織社會，將人"社會化"。
赤口的禁忌提醒大眾提防錯誤的人事互動，一系列企圖消解赤口威脅的活動，是對自身自律行動的強化，亦鼓勵人與人互動，其必須合乎道德觀念和社會規範。因此，圍繞"釘赤口"發生的系列家庭或社會活動，也可視為儀式性德行的生成過程，最終以德化民、成人以德。並且，正因為"赤口"淵源於五行說，在人體是以心肝脾肺腎分配對應，在人生則是以仁義禮智信分配對應，認為神煞與人身都在一個同源同構的大系統內，而形成交感或斷絕的基礎。就此而言，禮俗文化的結果必然是德行思維。
《國語·單襄公論晉周將得晉國》中提到，"立無跛，正也。 視無還，端也。 聽無聲，成也。 言無遠，慎也"，這隻是紙上說的境界，而過去一般老百姓，大多數人並不識字，在社會互動當中卻依然能遵守道德規範，這即說明風俗習慣在培養人，何時應該做何事。人的德性可因禮俗成習，由習慣生成與培養德行。
由此可以看出，在民間社會，民俗活動的內容若能長期相應於共同道德倫理的追求，也是形成個人品質乃至社會性格的一種途徑。
原文載於《節日研究》2020年第十五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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