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地理因素

中華宗教研究社秘書長李顯光

中國地形複雜，景觀多樣，平原、山地、高原、峽谷、丘陵、盆地、沙漠、湖泊、沼澤，應有盡有。海岸線長而曲折，島嶼羅布。河流多而且長，大部分東向流入太平洋，少數流入印度洋和北冰洋，西部和北部還有廣大的內陸河流域。氣候南北之間和東西之間差異很大，在南北方向上，從黑龍江流域的寒溫帶氣候，經過冷溫帶、暖溫帶、亞熱帶、熱帶一直到南沙群島的赤道帶氣候，呈層次排列；東西方向上，東部屬東亞季風區，溫暖濕潤，西部屬大陸性氣候，乾旱寒冷。[1]

《管子•水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墆而雜，其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班固《前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

地勢有高下燥濕之殊，水土有厚薄之分，氣候有涼熱之別。地理環境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之一，對社會的存在和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優越的地理環境可以加速社會的發展，惡劣的地理環境可以延緩社會的發展。地理環境決定人的生理、心理，以及人類的分佈、社會現象，造成各各民族風俗、宗教的複雜性、多樣性與差異性。

宗教地理學是研究宗教與地域空間之相互關係的一門學科，介於宗教學和人文地理之間，專門探討宗教與地域的相互依賴性。[2]宗教地理的研究包括傳統的人文地理學方面和新的文化地理學、社會學及生物學方面的內容，其主要研究課題有宗教與空間、宗教與神聖空間、宗教構成要素與地理環境及新的宗教與生態等方面的內容。[3]探討宗教的起源地、分佈、傳播、教義、習俗同自然環境的關係，有助於對宗教的認識。

一、宗教的傳播受自然地理因素影響

《尚書•禹貢》：“在地者必有髙山大川為之限隔，風氣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古人的活動受到地理環境分隔的限制，不同地區之間的人羣交往很少，因此習俗不同，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德國傳播學派創始人拉策爾在其名著《人類地理學》中指出，自然條件造成的各族文化之間的差異，由於聯系密切而逐漸消除。西藏宗教迄今未被漢人同化，能保存的原因正是地理上的阻礙，由於長時間處於封閉的狀態，受現外來文化的影響相對較小。

古代宗教的傳布路徑歷史上受自然地理因素影響甚大，天然屏障如高山、沙漠、大海等都對傳播造成了阻礙，致使宗教的傳播只能向交通通達方向發展，如山口、可通航的河流等，例如佛教早期的傳播。與宗教誕生地自然和社會環境類似的區域，也易於被這種宗教同化，例如西元6、7世紀伊斯蘭教在西亞、北非地區的迅速傳播。民族大遷徙的路徑與方向；古代的路上、海上商業道路，都為宗教提供了傳播途徑。[4]宗教的傳佈伴隨交通貿易、移民以及軍事征服。傳佈方式既有自願的，也有帶一定強迫性的。某些宗教因交通條件的改善，交往的增多而加速傳佈。

敦煌位於絲綢之路的起點，是進入中原的要道，絲綢之路由長安、洛陽為起點，雖然分為南路北路，但每一條路都要經過敦煌，是東西方貿易中心和商品中轉站。交通地位的衝要，使得不同的文化沉澱在這個地方，形成了更多的文化、思想、宗教的傳播。後來由於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與北方草原之路的頻繁使用，於是在交通上的地位逐步下降，迄今僅留下令人囋嘆的佛教藝術石窟和寺廟。

《史記》記載中國西南通往印度的最早陸路交通線“蜀身毒古道”，從四川成都經西昌地區，過滇西楚雄西部、大理、保山，渡怒江，翻越高黎貢山，到騰沖、德宏，進入緬甸克欽邦、實階區而至印度，這條古道近代被學者稱爲“南方絲綢之路”。古代蜀人循這條路線商貿交易的同時，帶回「三星堆出土的眾多海貝，也帶來金杖等文物所揭示的外來文明因素。」[5]西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地區與中原的社會、經濟、文化、宗教得以交流。西晉時的僧侶及五世紀初的慧敏，循此線西行求法；道教可能經滇緬線傳入印度，並影響密宗的形成。[6]

巴蜀地區有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境內多高山幽谷，爲道家修煉的理想之地，彭祖、黃帝、甯封子都曾在蜀修煉，張陵亦曾“入蜀山得煉形合氣之書”。以沛國與巴蜀相比，巴蜀自然是修煉創道的好地方，故東晉道士葛洪在《神仙傳》中說：“蜀人多純厚，可易教化，且多名山”，這也許就是張陵背井離鄉，不遠千里赴蜀地創道的原因吧。

特殊的地理環境對宗教的演進有很大的影響，由於位處中亞地帶，不僅僅北方要面對亞述及巴比倫人的威脅，東邊還有波斯人的虎視眈眈。這種地理環境替希伯來人帶來的不只是政治上的不安定，也形成了文化上的衝擊。每每被人佔領或驅逐，舊有的希伯來人文化就與新進的文化產生融合。最後演變成現在的猶太教，也是基督教及天主教的前身。

二、環境對宗教信仰的影響

《左傳•昭公元年》記載：「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禜』就是古人攘除災害的一種祭祀。先民畏懼來自大自然的災害，同時也因大自然提供生存必需的條件，而懷有感激，因之《國語》中記載：「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

地理環境對宗教信仰的影響在原始宗教與民間崇拜中尤其突出，先民生存環境所習見的樹木、石頭、大山、江河等自然現象，認為具有生命、意志、靈性和神奇的能力，並能影響人類的命運，因而將其作為崇拜的對象，向其表示敬畏、佑護和降福。《聖經》中有：「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甚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7]正說明了東西方宗教最初的形式的一致性。

（1）洞天福地

崇拜大山是一種原始信仰的形式，雄偉高大的山在古代認為是通往上天的路。「天之門在西北，升天之人宜從昆侖上。」[8]「昆侖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天帝）之居。」[9]

“洞天”二字最早出現於東晉道教“上清經”系的文獻中。“洞者通也”，“天”指“自然”、天然環境。換而言之，這是個可以“通於天”的修真境界，洞天福地的概念即從此而來。據說洞天福地中有神仙主治，乃衆仙所居，道士居此修煉或登山請乞，則可得道成仙。道士入山隱居、合藥、修煉和求乞成仙，群山壯麗的景色，奇峭的峰巒，幽奧的洞壑，從洞中湧出的溪流，和山中變化的萬千氣象，都足以引起共鳴並激發他們的幻想，加之原有的種種傳說，逐漸形成洞天福地的觀念。

（2）山神

西藏地區崇山峻嶺，冰天雪地，凜冽苦寒，特殊的山川形勢、氣候環境，引起許多幻想，認為有神靈守護並支配山區，產生山神崇拜，每座山上都駐有神靈，主司專門事務；與山神伴生的是大量神話傳說和特定祭祀禮儀。山神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由山區附近居民奉祀，這些山大多座落在氣候溫和，易於耕作的河谷；或是山下有肥美的牧場，由於山上的雪滋潤牧草，居民獲益於山，因之神化為善神。另一種山神所掌的山峰，多處人跡罕至的密林，或蠻荒貧脊之處，出於畏懼而形成惡神。[10]

可以從《禮記•祭法》去理解這種觀念：「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抱朴子》也說：「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岩石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蟲犯人，不可輕入山也。」越是地理環境特殊，氣候條件惡劣的地區，宗教信仰越是堅定。面對資源相對缺乏、自然災害頻仍的民眾，不得不依靠宗教作為對抗自然災害的精神武器。

《史記•封禪書》描述：「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燕齊位臨大海，蓬萊海面上出現的海市蜃樓，激發古人無限遐想，海上有仙山，住有不死的仙人，為之神往，因而有海市三神山的傳說。

山林提供住民生活所需的動植物，因此游獵於此的住民，可能視樹齡久遠，樹幹粗壯雄偉為樹神或山神，以求其庇護。蒙古人有“天父地母”之說，認為大地上有名的山川和奇特的草木都有自己的主神。每天早晨把鮮奶和奶酒酹向所在地的山巔，表示致祭。認為奇特形狀和顏色的山崖、丘陵山及溫泉，有精靈居住，因此在祭祀的同時，也禁止人們在那里砍柴，殺生和動土。

（3）水神

“當我們看到每天從家門口流過的河水，卻從未看過整條河流，也從未看過同樣的河流，雖然河流看來非常熟悉，但它卻不在五官的把握之中，既不知道它起的起源，也不知道他的終點。”[11]夜晚站在海邊，澎湃的浪濤，濺激浪花，撲上灘頭，急速消失，周而復始，會對這片未知的領域油然而生敬畏。沿海或江河、湖泊附近濱水聚落的先民，由於對自然現象的敬畏，而產生對海神、河神膜拜的宗教活動。

吳越多水之地，其俗相沿頗多水神之祀。河伯之名在戰國後期開始流通，相傳河伯原名為馮夷。《莊子．大宗師》：「天帝錫馮夷為河伯，故遊處盟津大川之山中」。《抱樸子．釋鬼篇》：「馮夷以八月上庾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而朱子認為河伯只是泛指黃河神，「大率謂黃河之神耳」，因為黃河水患嚴重，人們相信為河伯娶婦可避免水患，《史記．滑稽列傅》所戴的河伯娶妻即為一例。

東北的滿、赫哲、鄂倫春等少數民族，在二十世紀中期，或幾世紀以前仍以魚獵為生，因此自然崇拜是以山林野獸、水中游魚為主。如赫哲族所祭的水靈，其形象為鱘魚，第一位幫助捕魚豐收的水靈稱作“卡勒嘎瑪”，每當捕魚不順利時，就由薩滿跳神召請水神，祈求寬恕、降幅，祭儀上供奉木雕鱘魚神偶。[12]

討海為生者，在海中尤顯渺小，惟有祈之於神助，以求海上的平安，中國東部沿江濱海港口，多建有媽祖廟宇。據廖鵬飛〈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世傳通靈神女也，姓林氏，湄洲嶼人，初以巫祝為事，能預知人禍福，既歿，眾為立廟於本嶼。」中國海運的輝煌時代，始於五代末北宋初，成熟於於南宋。海神媽祖信仰正好在這段時期成形。[13]

（4）本主

白族對本主奉若祖宗，為之建廟塑像。本主有四類︰第一類是巨石、大樹等自然物。第二類是以雨水為象征的龍王，能驅散雲霧的蒼山神、太陽神和洱海神。第三類是動物，如牛、猴等。第四類是人物，有歷史上的君主、王子和文官武將，有為民除害的英雄人物、節婦孝子。殺豬要先敬祀本主，婚嫁喜慶，先叩拜本主。有災有病，則到本主廟，求驅災怯病。遇難以決斷的事情，也向本主求卦問卜。倘遇天旱、洪澇等自然災害，則要全村共祭本主，以祈消災除難。

三、將大自然擬人化或人格化

在中國人看來，自然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是宇宙的縮影，人和自然應該通過相互作用而達到和諧之境。故「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即自然，是天地萬物所遵循的最高法則。古人在探索周遭環境時，常將大自然擬人化或人格化。例如《雲笈七籤》：「元氣濛鴻，萌芽兹始，啟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為人矣。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五體為四極五嶽，血液為江河，筋脈為地里，肌肉為田土，髮髭為星辰，皮毛為草木，齒骨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為黎虻。」[14]

（1）石崇拜

地造運動及自然剝蝕，產生石林、石笋、石柱的多樣貌，因觀看位置的不同，以及丰富的想像力，因而把石頭作為崇拜對象，或將石頭作為大地神的代理象徵，神明在地上的宮殿。“社”為大地的守護神，《禮記．郊特祀》說：「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書》：「社主用石為之奉」，社以石頭為“社主”，作為神的表徵。

先民相信“萬物有靈”，石頭具有超自然靈力。認為人類是從石頭而來，目前所見漢人最早的石頭崇拜，為《路史》中記載的“啟母石”：「夏禹之母獲月精石如薏苡，吞而生禹，母後為石，登封有廟，廟有一石，號啟母石。」《墨子•後語》與《蜀典》等古籍鍾記述了“石破北方而生啟”，《淮南子》有“禹產於石”的傳說，說明夏族具有石崇拜的信仰。

文明發展史上，石崇拜並非中國獨有。從地中海諸島到大西洋沿岸地區，都可以看到一些豎立的巨大石塊，有的高達20多米，重逾百噸，還有的排列成長達三公里的行列，極為壯觀。這些巨石在西歐數量最多，謎樣的巨石陣遺跡，几乎遍布了整個英倫地區。坐落在倫敦以西偏南一三五公里，一群拔地而起的巍峨巨石，堆疊得井然有序，儼然是一處“祭壇”遺址。

三十年代末，郭沫若、陳夢家等學者在討論高謀郊社起源時，曾論及世界各地的巨石文化，郭沫若說：「古有巨石文化時代，孤石兀立者曰menhir，聚石如桌者曰Dolmen，此二者或為郊宗石室之初基。」陳夢家說：「余又考之，世所謂Dolmen者，《郊祀志》：武帝祀泰山下阯之石閭，方士言仙人居也；其於上古必郊宗石室之類……其物歐、非、亞皆有之，而歐洲Meuse河右岸，亞洲Jourdain河左岸，非洲尼羅河山谷，特為眾多……其在東方，朝鮮之西南部最多，凡村名“撐石里”者皆有之……其形有二，或以二石直支一大平石，二石間可容人；或以四石直立為壁，上蓋大石如臺，如廟室然。」[15]雷漢卿由此認為，“示”即是此種大石崇拜之紀念物，認為“示”字構形取象於巨石文化時期被人們普遍崇奉的“桌石”。

巨石兀立似乎更具神秘性，容易引人敬畏。《前漢書》卷七十五：「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髙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處有白烏數千集其旁。」可能是地震之故，“匈匈有數千人聲”後“大石自立”，古人以為神異而尊崇之。

某些特定的石頭具有超能力，可與人類溝通互動。將一顆奇石供奉為石頭公，加以膜拜，予以神格化。當然，並不是任何的石頭，人們都會拿來膜拜，都可以成為“神”，每一尊被供奉的石頭公背後都有一些傳說，這些說法是穿鑿附會也好，或是一些巧合事件的集合也罷，一旦成為“石頭公”後，自然就會有許多信徒。

四、宗教建築與地理

自然地理環境影響到宗教文化的內涵，二者共同決定宗教建築的特質。道教對自然環境的探求，諸如追求奇險建築，引起風水學的發展。風水又稱勘輿最初在晉代興起，由於道士不避艱險，到窮鄉僻壤、深山老林、奇谷峻峰煉丹採藥，修身鍛煉，對地理山川、水源植被較爲熟悉，積累了較豐富的知識。測定合適道觀的建築位置，避水患，保持森林綠化環境的豐盛。這些辨別方位與保持水土環境的方法，同樣用於解決墳墓選址的技術問題，使它這種勘輿方法的實用範圍越來越大，逐漸成爲“勘輿學”。

五、戒律受地理因素影響

某些宗教戒律也帶有一些受地理因素作用的痕跡。舉例來說，一些宗教禁忌，其原因之一是歷史時期當地生活環境艱苦，迫于生存壓力而不得不做出相應的規定，以保障種族的繼續生存與延續。後被吸收到宗教戒律中，成為所有信徒（即使是非該地區的）必須遵守的準則。[16]例如《老君一百八十戒》與此有關者有：

第十四戒者，不得燒野田山林。

第十八戒者，不得妄伐樹木。

第十九戒者，不得妄摘草花。

第三十六戒者，不得以毒藥投淵池及江海中。

第四十七戒者，不得妄登地毀山川。

第五十三戒者，不得竭水澤。

第七十九戒者，不得漁獵傷殺眾生。

第九十五戒者，不得冬天發掘地蟄藏。

第九十七戒者，不得妄上樹探巢破卵。

第九十八戒者，不得籠罩鳥獸。

第一百戒者，不得以穢污之物投井中。

第一百一戒者，不得塞池井。

第一百十六戒者，不得便溺生草上，及人所食之水。

第一百二十一戒者，不得妄輕入江海中浴。

第一百二十五戒者，不得煉毒藥著器中。

第一百三十四戒者，不得妄開決陂湖。

《聖經》〈利未記〉的記載裡，有許多關於祭祀，特別是關於生活細節的潔淨與不潔淨的規範。是當時人們對上帝獻祭的潔淨條例，也與當時民生的問題息息相關的條例。是以色列百姓在走出埃及的奴役後，行經曠野地要邁向迦南地時，在活動式的聖殿--會幕敬拜上帝的禮儀規範，這些禮儀都是為了保護百姓們的生命財產安全，所制定生活規範。

六、地緣宗教

孫文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說：「大凡人類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結合成一個民族。」“宗教群體的形成，除了血緣、民族、社會、語言因素以外，與地緣關係緊密。同質地理區的人們容易形成共同的文化區，因此也易形成共同的宗教信仰區。”[17]中國為人情社會，地緣較血緣作用更大，同鄉同學又是維繫人情的重要紐帶，居住在同一個區域的人民，生活型態相同或相近，有共同歷史傳說與習俗，容易逐漸形成宗教團體。當區域的宗教一旦形成之後，它未必侷限於該地範圍之內。

（1）江西福主許遜

許遜的生活年代，由於豫章地勢低沈，草莽荒澤，洪水嚴重，民生疾苦。在科學欠發達的時代，無力抗禦自然災害，給斬妖驅邪，禳災祈福的方術巫道以廣闊的用武之地。早年豫章地區蛟患（楊子江鱷）危害，許遜與其弟子是傳說中的誅蛟英雄。

許遜被視爲江西福主，中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早期修建的江西會館或江西同鄉會都是以萬壽宮命名，同鄉會會館建筑多為廟宇狀，供奉許真君。許遜不僅為江西人的福主，澎湖白沙許家村真靈殿，以許真君與該村村民同一宗姓而奉祀。[18]許姓以許遜為祖神，來自渺遠的血緣關係，將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說法，擴及人神之間。

（2）廟會

台灣早期移民，長期在一地生活以後，因為參與各種宗教、社會、經濟活動，與當地人群來往密切，建立友誼，甚至通婚聯姻，久而久之，因為關心這個團體，對這個團體產生認同感，進一步形成地緣團體。以宗教活動為例，每一個村落的廟會，是凝聚地方人群的重要活動。平時，村民一起練習各種迎神賽會的節目，如大鼓陣、宋江陣、舞龍舞獅等。在主神的生日或其他重要慶典時，各家各戶除共同參加拜拜外，還舉辦神明遶境等活動。這些宗教活動，不但提供村民建立感情的機會，同時也促進了村民熱愛鄉土的情懷。

七、宗教與生態

宗教生態學（religious ecology），亦稱為環境倫理學（environmental ethics）或環境神學（environmental theology）。宗教與生態之間的聯繫萌生於20世紀60年代，人類的現代化以來，地球環境品質不斷下降乃至影響到人類社會的延續這一大的背景下產生的，並進一步引出各種宗教對待自然環境的認識和態度的研究。[19]

結論

宗教地理的研究，可歸結以下觀點：

一、突出了地理和宗教之間的關係，側重於自然地理對宗教的影響。

二、宗教的傳布路徑歷史上受自然地理因素影響。

三、地理環境對宗教信仰的影響，在原始宗教與民間崇拜中尤其突出。

四、環境對宗教的影響包括所有動物志、植物志、地形、氣候特徵。地理環境的影響是最持久和最穩定的，為研究宗教提供了方法和手段。

五、古人在探索周遭環境時，常將大自然擬人化或人格化。

六、道教對自然環境的探求，諸如追求奇險建築，引起風水學的發展。

七、有些宗教戒律或禁忌，產生於一定時空環境。

八、基於地緣因素，容易逐漸形成宗教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