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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道教自然觀的現代價值 姜守誠係廈門大學哲學系宗教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以道教自然觀為核心、圍繞倫理觀、價值觀、方法論三個方面力圖探討道教文化中所蘊含的現代價值及其對現代社會的有益啟示。全文共分五部分：一、引論；二、物無貴賤：生態倫理觀；三、無為自然：天人關係論；四、觀天察地：科學文化法；五、結語。 ［關鍵字］道教自然觀生態倫理價值 一、引論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被譽為“中國文化之根柢”的道教文化乃是集華夏文化之大成，其內容包羅巨集富，影響久遠深刻。 開放性與多元化是中華文化的鮮明特徵。正是得益于相容性特點，傳統文化具備了較強的適應能力，不僅克服了固步自封的弊病，而且通過不斷汲取新的理論滋養使思想之樹常青，不斷地為人類社會提供新的精神動力。道教文化作為傳統文化一部分，也是在吸收各家理論精華的基礎上，結合社會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種文化類型。縱觀整個道教發展史，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道教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承襲與創新的不斷整合中發展、成熟起來的。這也是道教文化能夠歷經千餘年風雨而始終傳承不息的生命源泉。通過不斷的新陳代謝，道教自發地揚棄了與社會需要相抵觸的思想成份，代之以貼近現實的應用理論。在漫長的歷史演繹中，道教文化始終在中華民族歷史文明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斗轉星移，歷史已經推進到了21世紀。在科技浪潮的衝擊下，道教文化應該以什麼樣的姿態應對時代的挑戰？以什麼樣的方式把握歷史機遇？如何能夠重新煥發生機與活力為社會建設服務？這些問題，無論是道教界還是學術界都是普遍關心的。 筆者認為，道教文化的發展既要保持歷史傳統，又要符合現實需要、與時代相合拍。道教歷來就有關注自然、關注社會、關注人類的優良傳統，可以說是出世與入世、超脫與現實兼俱的宗教。這一獨特的宗教文化內涵，註定了道教與社會現實的密切聯繫。本文僅從道教自然觀的角度，來探討道教文化所蘊含的現代價值。希望通過對道教自然觀中的倫理觀、價值觀、方法論等方面的闡發，我們能夠從中獲取若干有益的啟迪。 二、物無貴賤：生態倫理觀 近年來，環境問題逐漸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不少有識之士大聲疾呼：人類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危機，即生態環境危機。如何克服這一危機，道教自然觀中的生態倫理思想也許會對我們有一些參考價值。 自然環境是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外部空間。它為人類萬物提供生活滋養。生態環境的好壞，直接與人類的生存狀況密切相關。因此，環境問題成為關係到我們自身和子孫後代長遠利益的重要課題。20世紀以來，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經濟飛速增長的同時，出現了諸如物種滅絕、工業污染、溫室效應、能源危機、人口劇增等一系列嚴峻的現實問題。人們必須從以往“征服自然”的癡迷中驚醒過來，重新審視環境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令許多中外學者驚歎的是，早在兩千多年前道家學派所倡導的“回歸自然”的環境保護思想，穿越漫漫歷史長河，在道教文化中得到很好的繼承和宏揚，這從“物無貴賤”的道教生態倫理觀中即可得到體現。 尊重自然、善待萬物是道教生態倫理觀的重要內容。道教認為，自然是道性的顯現，萬物皆念道性，即“一切有形皆含道性，一切有生皆含道性”。《西禥經》云：“道非獨在我，萬物皆有之。”天地萬物、山川草木、花鳥魚蟲等一切有形、有生的存在物都是大道運行演化的結果，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和合理性。雖然由於稟賦道氣清濁不同造成萬物形態迥異，但在含蘊道性這一點上，人與萬物是相通的、平等的。這也是對《莊子》“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山木》)思想的深化。道教反對從功利主義角度出發，過分強調有用與無用，人為地將萬物劃分出高低貴賤的作法。道教認為，將人類視為萬物主宰的任何企圖都是錯誤的。在對待物我關係問題上，主張以“道”觀物，否定以“我”觀物。以“道”觀物，就是承認萬物有其自身規律性，主張尊重自然萬物的屬性，保證一切有形、有生之物享有同等的存在權利。以“我”觀物，就是在處理物我關係上從自身利益出發，以自我得失為判斷標準對萬物加以取捨。道教認為以“我”觀物的原則立場是與宗教理想相違背的。這是因為自然界萬物共同存在於這個紛紜的多樣世界裏，彼此依存、相互需要。自然界中沒有造物者，沒有主宰者，萬物都是能量轉化鏈條中的一部分。自然界內部就如同一個同構互感整體。在這個整體系統裏，物與物之間，人與物之間都是息息相關，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物質本身並無貴賤分別，如果執意將萬物劃定為不同等級，並對處於所謂“低等”的存在物肆意加以破壞的話，就會導致整個生態均衡體制的紊亂，物質世界的和諧穩定性將不復存在。這些都表明道教對自然界的整體性已有了深刻認識。 三、無為自然：天人關係論 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人類關注的一個永恆的主題，也是道教自然觀的理論核心。從哲學角度分析，天人關係理論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作為認識主體的人，如何洞察、掌握客體自然界。二、人與物這一對主客體如何相互聯繫、發生作用。道門中人在長期的理論探索中充分認識到，人類要解放人與自然的矛盾就必須徹底消除主客體之間的對立，真正做到天人相參，主客合一。而達到天人合一境界的途徑就是要“法自然”、“為無為”。東晉著名道士葛洪在其《抱樸子內篇》中云：“天道無為，任物自然。”(王明：《抱樸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頁)“任物自然”就是要順應“無為”之“天道”，尊重自然的客觀規律，使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最終達到整體和諧狀態。唐代道士成玄英亦云：“隨造化之物性，順自然之本性。”(成玄英《南華真經注疏》，《道藏》第16冊第384頁，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96版)這句話中其實包含著兩方面內容：順應自然與超越自然。這二者又是相互依賴、密不可分的。順應自然是超越自然的前提、方法和手段；超越自然則是順應自然的宗旨和目的。成玄英認為，只有將順應與超越相融合，才能在天人關係問題上徹底消除人與自然的緊張，建立起一個共榮共存、協同發展的良性互動機制才能成為現實。 從某種角度看，“無為自然”的天人關係論實際是對人類中心主義思潮的否定。道教認為人體是能量小宇宙，自然界是能量大宇宙。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界的產物。人體小宇宙只有與自然大宇宙相協調相溝通，才能獲取源源不斷的能量供應。現代科學技術已經證明：自然界是一個有著內在規律和運行秩序的全息性統一整體。如果無視這些規律而僅以人類利益為中心，為求短期效益，缺乏戰略眼光，貿然將人的意志強加到自然界，不僅不能征服自然，反而會加深人與自然的矛盾。因此，就長遠效果而言，缺乏科學依據片面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所謂“人定勝天”，非但未能達到主宰自然的目的，反而會遭到大自然的無情報復。 四、觀天察地：科學方法論 道教自然觀的現代意義還體現在科學方法論方面。道教思想中蘊含著許多值得珍視的科學精神。業師詹石窗教授指出：“與世界上其他宗教相比，道教可以說是最重視科技的。”(詹石窗《道教科技哲學與現代化》，載《中國哲學史》，1999年第1期，第76頁)。道教的“重視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對自然界的“觀天察地”的探索過程中體現出來的。道門中人歷來重視對自然界的觀察與認識，正如英國人李約瑟博士指出的那樣“道教對自然有著深刻的興趣”。通過將客觀觀察結果進行整理和總結，道教積累了豐富的自然科技知識。這些知識涉及到天文地理、星體運動、雲雨氣象等自然觀各領域。如果考慮到當時的科技水平，我們就會發現這些知識成果的取得是難能可貴的。況且，道士們已不滿足於僅停留在對表面現象的觀察上，而是試圖探求現象背後的本質，這已經十分接近于現代科學中普遍運用的觀察與論證的實證方法。業師詹石窗教授認為：“在《道藏》中有許多著作反映了道門中人觀察天地的活動。……值得注意的是，道門中人面對觀察到的天地物象並非停留於一般的描述，而是力圖作出某種解釋，……這說明道門中人的觀察記錄實乃蘊含著哲理思考，這種思考是建立在‘觀察’的前提，但又超出了一般觀察的感性水平”。(詹石窗《道教科技哲學與現代化》，載《中國哲學史》，1999年第1期，第77頁) 許多學者已經指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水平的總體落後，主要原因在於觀察和實驗的科學方法的缺乏。這與歷史上占主導地位的官方儒學對具體實踐活動的輕視有直接關係。佔據統治地位的儒士們將觀察自然、認識客觀事物的工作視為“下品”，主張通過“反觀”“內省”的認識方式來實現對外部世界的體悟。因而，嚴重阻礙了實證色彩濃厚的科學技術的發展，成為導致中國古代社會落後的重要原因。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道教能夠衝破層層阻力明確提出重視觀察、重視實踐的主張，強調觀察實踐的客觀性，順應了時代的發展需要，極大推動了社會進步，有著深刻的歷史意義。直到今天，這種強調觀察客觀性的科學方法論對於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仍舊有著重要的啟示價值。 五、結語 但是，我們也應該指出，道教自然觀除了科學的、客觀的理論之外，還雜糅了不少神學的、迷信的思想成份。正如我們不應該否認道教自然觀中蘊含著豐富的有著現代價值的科學思想一樣，我們也不應對糅合於其中的非科學成份視而不見。對於這些成份，漠視或否認都是不正確的態度，而應該“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方法，實事求是的對它進行一分為二的辯證分析，剔除其宗教神學的雜質，吸取其合理的科學內容”(卿希秦《試論道教對中國傳統科技的貢獻》，載《中國哲學史》，1999年第1期，第74頁)。我們應該看到，作為宗教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道教自然觀畢竟是為其宗教信仰主義和神學崇拜提供哲學理論依據。究其理論的出發點和終極目的性，都是為了論證宗教信仰和實踐的合理性、宗教理論體系的完善性。因此，這就決定了道教自然觀必然地籠罩著神秘主義色彩。在對某些自然觀問題解答時，以宗教說教為目的，從主觀意志出發，對自然界的某些客觀現象作出了簡單的，甚至荒謬的宗教性闡釋。這些顯然不符合客觀事實，也是與科學精神相違背的。因此可以說，同其他宗教一樣，“宗教虛構性”與“方法機械性”也是道教自然觀的兩大缺陷。我們在對道教自然觀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如何正確區分科學與迷信、精華與糟粕，將是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而進行的探討，將會對研究道教文化乃至傳統文化產生重大的影響。 筆者認為，我們在對傳統文化進行研究時，應該採取歷史與現實、橫向與縱向相結合的方法，從立體的、多維的角度對該文化類型加以考查。對某種文化進行客觀評價要結合不同時代的文化背景，任何脫離現實基礎而對傳統文化妄加指責的作法，都是不可取的。宗教作為一種文化類型也是如此。我們在批判宗教消極作用的同時，也要承認：在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史上，宗教畢竟起過無可替代的作用。對此任繼愈先生有過深刻的闡釋：“人類沒有宗教到產生宗教，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種標誌，也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必由之路。……不研究宗教，就寫不好政治史、經濟史、哲學史、科學史、文學史。”(《雲南宗教文化研究叢書》序言第2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因此，以一種理性的客觀的態度，來探討宗教(包括道教)對人類文明進步的作用並挖掘其中蘊含的現代價值，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注釋： ①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卿希泰、詹石窗主編：《道教文化新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③何光滬、許志偉主編：《對話：儒釋道與基督教》，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④盧國龍著：《道教哲學》，華夏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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