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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世紀中國道教之前瞻

強昱(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

　　二十世紀已經成為過去，廿一世紀已開啟了大門，如何在這一新的世紀新的時代，把握歷史潮流，使中國道教其命維新，青春常在，不斷把它的的價值觀，造福于人群，是研究者與道門同仁都將面對的問題。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整個地球，全世界不同種族、文化的人們，已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止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空前加快，人們的視野更加開闊，享受到現代文明成果。然而，民族文化與地域文化的特色，不斷遭到衝擊而減弱，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既能堅持文化發展的時代性，又能保持不同文化的獨立性，為人們關注。總體原則當然是在全球化視野下，保持和發展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的獨立性。但是，如何保持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的獨立性，就需要相關的手段、方法、途徑，來保障目的的實現，否則，就無法使我們的善良願望，真正得到貫徹。對廿一世紀中國道教的前瞻，實質即是如何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考察中國道教的獨立性問題。

　　一：文化定位與時代關懷

　　承認價值多元化不否認人類有同一的主流價值。所謂同一的主流價值，應該是人類共同的對真善美的追求，對自由的渴望。雖然直至今天，對真善美的認識，特別是對善的認識，還存在著一定的分歧，但對其基本內涵，應該說在近代以來有漸趨同一的傾向，這得益於不同民族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推動。令人遺憾的是，這種趨勢是同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擴張同步的，並非各民族不同文化和平交流的結果。冷戰的結束，也沒有使今天的人類充分享受和平的溫暖，共同分享全球化及科學進步的成果，相反，在經濟文化處於優勢地位的發達國家，以全球化為號召，加快對不發達國家的經濟文化控制。這就造成了民族化與全球化的矛盾衝突，彼此之間的不信任感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有日益增強的潛在傾向。經濟問題與文化問題，特別是其中存在的不同宗教信仰引起的價值觀的衝突對抗，成為危脅人類未來發展的重大因素。在這一複雜環境中的中國文化，能否為人類的未來提供新的希望與福祉，既取決於我們對自己文化內涵的發掘，也取決於我們在堅持自身價值的同時，能否吸收別的民族的優點，壯大自己的力量。這其實就是要像道教的先知們那樣，以道的價值觀與涵容心態，重新走向輝煌。古哲有雲，仁者無憂，仁者無敵，只要我們重新煥發道的不朽內涵，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道教，必將為人類貢獻一種適合未來人類永恆價值關懷的新型價值體系。

　　因此，我們對廿一世紀中國道教的前瞻，首先需要把握人類文化最基本的走向，在這一基本前提下，清醒反省中國道教的優勢與不足，把中國道教自身的命運，與人類未來發展統一起來，這樣的討論才有意義。在我看來，中國道教目前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現代化問題。所謂中國道教的現代化問題，是對中國道教的文化傳統予以現代轉換，並獲得新的存在形態與存在方式。現代化的關鍵是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又以觀念的現代化為標誌。中國的現代化是在外力的壓迫下，由不自覺到自覺接受的過程，目前的中國依然處於現代化轉變的過程中。而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道教自覺開創自己的自新歷史，由於受到特定歷史條件的限制，不僅起步晚，而且起點低，這就決定了中國道教，背負著更多的傳統的重負，這似乎是我們不願接受的結論，然而實際情況與之相差無幾。

　　佛教曾在民國前後有過現代化的呼喊，最初是從居士佛學開始的，而它本身與當時的民族救亡運動相結合。道教與之相應，也曾有過自己反省歷史，力圖與社會同步的努力。只是好景不長，被一連串的政治風暴中止了應有的發展積累階段，在整個二十世紀，特別是前八十年，客觀地說，中國道教沒有幾天和平發展的時間。那麼，我們要問，從明代正統萬曆以國家力量編修道藏至今，道教事實上已走過了歷史上的黃金歲月，步入了衰微時期。衰微的原因在於那時的道教失去了創造性，當然中國文化的創造性也被壓抑，無法像漢唐時期那樣朝氣蓬勃。而文化的生命力就在創造，創造的意義在於使自我生命的昇華完善。問題是，如何保證自己生命中創造的熱情與敏感，道教為什麼在明王朝的末期，走向了衰微不振，它的社會政治環境是什麼，自身的缺陷究竟何在?有了這樣最基本的評估基礎，我們才可能反思中國道教的過去，展望它的未來。

　　道教是中國的民族宗教，集中反映了中華民族鮮明性格和精神情懷，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心理的形成，與道家道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五千年的文明史，是漢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人民共同創造的結果，在這歷史的發展演變中，中華民族不僅善於創造，也善於向別的民族學習，從而保障了中國文化的先進性。而開放的中國文化，又以其深厚的底蘊，影響了其他民族的精神成長和科學文化進步。甚至於某些曾在歷史舞臺上扮演過重要角色的民族，自覺接受中華文化，整體納入到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對中國人來說，文化認同遠遠超出了對種族、民族認同的價值，不論什麼人，只要接受並服從這一文化觀念，就會被視為同胞。在中國人看來，道無疑是最終極的價值，是中國人最崇高的概念，行道、求道、證道、悟道凡此種種，皆可說明中國文化的優良品格，就在於以道觀物，平等地承認存在者存在的合理性，不是自貴而相賤。

　　而文化認同首先是對同一價值理想的維護和遵守，但它的先進性卻需要有活潑的生命力始終存在其中，承認對方的價值僅是維護價值理想最起碼的要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行為準則，只為不同的價值體系的交流提供了前提條件，而不能根本反映文化創造的動力問題。那麼，對實在的領悟，領悟的深度及其功用的適用範圍大小，將檢驗任何一個處於一定時空中的文化體系的輻射力與真理性。我們說明末以來中國道教走向了衰微，正是指從那時起，中國道教對實在的領悟開始停滯不前，現代化的進程膠著于先知們的視域內，而他們的內心世界與深層思索的意義，已不能激發同時代人對生命渴望的熱情。中國道教完全被丹道修煉的神奇體驗吸引，世界被簡單化為自我，道為尊嚴、崇高、聖德被遮蔽于那些曾為先哲們嚴厲批判的經驗表像中。現代化是一個歷史概念，中國道教的現代化，曾經歷了四次革命性的轉變，漢末的創教偉業整合了中國人信仰世界的豐富資源，自由的神仙深切體現了對實現自我與在世間安享人類幸福的理想，開啟了中國人精神嚮往的新篇章。寇謙之與陸修靜的“清整運動”在回應儒佛主要是佛教的責難中，更加深入地凸顯了寓崇高于平凡的道教關懷，佛釋道三教爭雄，使政治環境混亂的中國卻不斷推動文化的進步，從而滿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隋唐以來的重玄學在吸收前代思想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對天道人事的細微闡發，把自黃帝以來綿延不絕的道的理想內涵，光顯於世，老莊道家的內在精神從此在新的歷史環境下，納百川而不擇細流，馴洪波而氣吞萬象，大道之行也健，大道之理也彰。而宋金元的內丹道，高度濃縮了道教對世界對自我的認識和生命實踐，使道教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水乳交融，達到了教義體系在古典時代的最高水準。前兩次的道教現代化運動，主要在社會文化方面，而後兩次則集中體現精神創造的貢獻。這每一次的現代化都使道教向前飛躍一大步，都使道教立於不敗之地。

　　然而，這些歷次的現代化運動，絕非拋棄自己的價值傳統，另辟新說。恰恰相反，而是把蘊藏于先哲殫精竭慮創造思考中未曾被深入領會的內容與成分，仔細而合理地釋放出來，使它具有了新的形式和表達，生命的脈搏一如既往堅實地跳動，解決了新的難題，成功回應了生存困境的挑戰。換言之，價值理想不僅沒有因此而中斷，反而時時刻刻護佑著處於困頓中的心靈，給它營養與目標，重新奮起。因此說，早已經過歷史考驗的道教的價值理想，是我們在今天現實環境下予以文化定位永遠不能替代的靈魂，是道教最為可貴的精神遺產。而時代關懷則需要我們從這份珍貴的文化寶藏中，提煉結晶新的應世之方，來滿足現代人的精神需求。前者是超越性的，唯超越的才是永恆的而且是不朽的；後者是現實性的，唯現實的才是合理的而且是不與生命脫節的存在，才能流傳久遠，生生不息。這樣，它決定了我們展望廿一世紀中國道教的方法論與基本原則，依然是立足傳統而昇華傳統。

　　二：自我完善與兼采眾長

　　道教的衰微與中國文化創造力的減退互為表裏，其病理機制還是至今歷史學家們關注的中心議題。可以從政治結構、經濟建設、文化創新等不同的方面，對此加以解釋，才能構成問題的全部。愚意以為，其中最核心的因素，還是從隋唐以來三教同一的觀念，導致不同文化價值體系異質因素的分解，造成矛盾對立的各方，不能在衝突對抗中，重新樹立自己的免疫系統，達到更高的發展。三教同一論雖然對民族文化的認同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彼此之間認識更加深入，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互為砥礪的雙方，自動取消了彼此相異的成分，無疑都放棄了自己的磨刀石，生銹遲鈍只是早晚的事情，不過它順著歷史的潮流，發生在明清以來而已。這一重要的外部因素，本可借助西方文化的傳入有所改變，不幸的是，羅馬教廷高高在上的蠻橫態度，激怒了堪稱開明的中國君主，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這一古訓適宜我們對中西文化那次並不友好的接觸的評價，但中國付出的代價，卻是永遠難以挽回。

　　為什麼中國道教不能在原有的基礎上，繼續發展，開創新的歷史方向?這要從道教內部尋找原因。陳寅恪曾有一個直觀但甚為準確的觀察，中國道家注重人與自然的關係，不像儒家那樣，僅注重人與人的關係，偏重於政治倫理那樣狹隘，所以異于吸收外來文化，涵容眾家。儒家文化可以包容於道家的精神創造中，而儒家卻無論如何不能取代道家的獨立性，更不要說以心性明覺為根本旨趣的中國佛教了。離開了對自然的關注，如同大樹喪失了紮根大地的土壤。三教合一的核心在於心靈的解放成為時代共識，對儒佛而言，無關大局，它本身就需要而且理當向這一方向發展。道家的發展固不能說完全不需要心性明覺的成分，理應承認這也是道家思想中必備的內容，但在解說與論證方面，當且僅當在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原則下，才能保持民族文化應該具有的深度和廣度，因為中國文化關於自然的東西僅客觀存在於道家學說中。把自然徹底人化，賦予自然倫理道德及現實政治的等級秩序，生活于現實世界人的芸芸眾生，滿足於幸福主義淺薄的脈脈溫情中，於一般民眾固無不可，但對思想家來說，卻是致命的失誤。因為既然在價值觀方面，已定位于心靈解脫為人生的最高理想，又如何使文化創造的母體本身，在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資訊能量交換中，不斷探索未知的領域，使精神生活之體外化於變革世界之用呢?胡適在上世紀初期的中西文化論戰中，對中國精神文明，西方物質文明的謬論，有過一個辛辣的諷刺。以為國粹派的論調無疑是站在小舢板上的國人，對乘坐萬噸輪的洋人勸諭，中國文化將添補你們的空虛靈魂般可笑。向西方文化學習的先進中國人之一的嚴複，也曾告誡世人，有牛之體，就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就有致遠之用。根本不存在體用脫節的問題，中國文化的改過自新，當從根源上省思主體結構存在的不足。

　　上世紀末的中國思想文化界隨著政治上的改革開放，重新走向活躍。在反思文化建設的未來之路時，出現了中體西用說、中西互為體用說、西體中用說等議論，實則皆未明瞭胡適等人的意蘊，也對價值理想與文化承載無所發明。價值理想對人類來說差別不大，都以對自由的追求為最終的歸宿，真善美只有在自由中得到統一，它們各代表了人類理性追求目標中理性的同一、道德的同一與情感的同一的不同側面。無論如何，它總是以自然界的存在為先決條件，來觀照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與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進而考察主體自我身心內外的交互作用。人生在世，必然存在于一定的時空關係下，不同的自然環境與歷史文化的發展，決定了處於不同自然環境中的人們生產方式的差異，與對自然的認識存在的不同。但是，一旦回到人的命運這個核心問題的時候，奠定今天人類不同文化發展模式的軸心時代的人類的導師，中國的老莊孔孟，印度次大陸森林中的佛陀，兩河流域的猶太教先知，以及愛琴海畔的蘇格拉底、柏拉圖，無不在探尋人類如何獲得自由，實現人生意義的問題。他們的沉思，既是對不同區域生活著的人們歷史文化發展的總結，又是對人類未來道路的展望，構成了人類理性精神中最精華的內核，千百年啟迪著後人。他們的不同論說方式，顯示了不同地域中的人民，民族性格與興趣物件的不同，但他們的終極旨趣卻不能說對立，無不以自由為終極目標。而對如何實現自由，如何保障對現實中的人類彼此間人性的尊重，是以公正、平等、民主為其致用之方，就是在對致用之方上的把握和實現上，顯示了不同的時代特色。在以往的人類歷史中，公正、平等、民主是有階級性歷史性的局限的，以對少數人的公正、平等、民主取代了對大多數人的等級制或不平等，直至今天力求實現所有人的平等、公正、民主，而它依然處於不斷合理化的過程中。曾鼓吹“全盤西化”的胡適，將“全盤西化”修正為“充分現代化”，不考慮胡適“充分現代化”的背景，我們認為，所謂民族文化的發展，其實就是一個“充分現代化”的過程。“充分現代化”對應于前現代，又說明“充分現代化”與前現代或非現代，是在相互比較中確立的文化不同發展階段的指標。換言之，人類文化都有不同時代的現代化層次，由於跨入現代化階段早晚有別，才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區域的思想家、政治家，在同一層次與不同層次，反思與實現自我現代化問題，使人類生活更符合人性的需求。

　　人首先需要衣食住行，然後才能從事科學、宗教、藝術等精神活動，一定物質資料的獲得，只有最低限度滿足了人類生存的需要，才能使社會化分工深入，更好地創造物質精神財富。宗教作為人類的最早文明成果，從其問世伊始，就扮演著調節人與人之間關係及有效整合社會成員挑戰來自自然、社會、個人的壓力的作用，從未將對內心的精神滿足與物質建設分離開來，縱使科學、哲學、經濟活動日益走向專業化，但它還是人類自我活動的不同方面，因人的存在而呈現其意義價值。人正是在對自然、社會、個人的資訊能量交換中，不斷汲取營養，發揮自己的能動性創造力，從而實現自我的完善。文化類型的差異，因不同民族處於不同的自然環境下，實質從人把自我與自然區分之始起就不同了，對自然的認識及採取的有效獲取物質成果的手段，因叢林、海洋、河谷、山陵不同地域帶來的問題，對自然的領悟各有側重，這當然要影響甚至決定區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形成與個性。凡是更早沖出地域限制，廣泛與其他民族交流的民族文化，往往具有更多的知識技能，能夠更好地戰勝來自外部或內部的分離力量，保持自己文化的延續性。在一個文化群體內部，自我調節機制越發達，積累越深厚，可供自我發展的空間越廣闊，則越能回應各方面的突發問題，抑制人類自身與身俱來的動物性本能，較安全地擺脫侵略與死亡對人類的危脅。追溯道家道教的成長，我們不難發現，中華民族文化孕育了道教，而道教則極為鮮明地反映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個性，它本身在成熟中對先秦以來的不同派別的思想創造兼收並蓄，又以神仙信仰加以貫通，使之資源豐厚而色彩斑瀾。它不僅對本土文化成果鍾愛有加，對外來的佛教以及摩尼教等，亦無不擇善而從，它的現代化之路，與整個中國歷史格局變動消長相依止，同政治、經濟發展始終相適應，終究獨立潮頭，領袖群倫。

　　夜郎自大與駝鳥的機警，在道教未走向衰微之前，沒有出現於道教身上，因為它不僅自信，更主要的是自信的基礎為別的宗教與文化不及。作為道家文化的歷史繼承人，道家文化強調人與自然關係的優越品格，深深地滲透於道教的血液中，它能堅持這一原則，又能隨時認識自己的不足，發揮自己的創造性使自己完善，這是道教以自己為主體對別的文化成果的吸收改造。而兼采眾長則因中國過去的政治環境，不斷傳入的外來文化，多方面刺激了道教的神經，以其巨大的文化積累慣性，化為自己的營養成分。今天的中國人，不論是教內還是教外，我們實現民族自新的方向與途徑，當須效法先哲的創造精神，審時度勢，待蓄而發。

　　三：舊瓶新酒與知行合一

　　我們說道家的自然主義具有理論內涵的超越性，不等於傳統的自然主義，完全適應現代環境。自然主義的內在生命力，只有經過現代轉換之後，才能與時代需要相一致。在歷史上，莊子高揚了老子的自然主義精神，道家思想為之一變，王弼、郭象則使之進一步成長，以至後人無不在咀嚼品味著人的自然主義意蘊中，推動道家思想不斷昇華。自由是人類永恆的追求，莊子齊物而逍遙的思考模式，仿佛是以自由為中心展開的科學與藝術的雙翼，呼喚著生命的韻律。則中國道教廿一世紀的新生，還將立足於人這一亙古不變的中心，以科學與藝術為輔佐，探討人的命運、尊嚴、價值與未來發展，而我們對科學與藝術的理解，不再是對過去遺存文獻與生活方式的懷舊，沒落貴族對美好往事的無奈歎息，而是紮根於生命生活本身的內在力量。中國道教在過去曾取得驕人成績，現在是認真整理這份珍貴遺產的時候了。

　　前言現代化是人的現代化，觀念的現代化，而自然主義之所以有其永恆不滅的生命力，是因為它具有現代性，絕非時間上出現的早晚先後。老莊自然主義內涵的現代性，哲學家沈有鼎曾認為，它具有滋長生命的功用，能夠滿足中國人生命的需要。所謂滋長生命的功用，正是道家文化揭示的自由的真諦的現實反映，而其不僅在過去，當然也會在現在與將來，滿足中國人的生命需要，實際上也應當滿足世界各族人民的生命需要。問題是，舊有形式與表達方法，老莊道家自然主義內涵的合理因素，有待於我們認真細緻地把它從傳統的面貌中，把那些被歷史的塵埃遮蔽隱晦的部分，去除清洗，使原本潛伏於內部的具有時代性的隱喻暗示，走到前臺。西方文化中的合理部分由此滲透到老莊道家自然主義的血液中，從而與傳統溝通。韓愈有道為虛位，德為定名的見解，自由之道的虛位，是指我們不論在今天還是將來，都不可能把自由的意蘊闡發殆盡，總體輪廓可能大致同一，但不能在內涵上僵化不變，它是價值理想的象徵，又有時代的局限性。取虛位之道的自由的價值理想，不失文化發展的時代性，否則逆歷史潮流而動。公正、平等、民主則是定名之德，有現實的具體內容，本質上是道體之用，然用需切實的針對性，若用無針對性就將流於生疏荒謬，這需要通過特別細緻的比較研究，才能最終化為社會大眾精神生活的指南。舊瓶新酒當為內容與形式的問題，知行合一則為認識實踐問題，這是彼此相關共同構成中國道教廿一世紀時代形象的根本問題。

　　發掘道家道教的精神內涵的現代價值，是中國道教在廿一世紀最直接最迫切的任務，道門中需要自己的精神代言人，這如同西方近代化過程中呼喚出了自己新時代的馬丁·路德與加爾文一樣。道教的先進性，在歷史上是同張道陵、葛洪、陸修靜、寇謙之、陶弘景、司馬承禎、張伯端、全真七子等的光輝形象聯繫在一起的，他們的偉大創造塑造了道教的不朽生命力，明末以來道教的衰微，同道門中缺少具有全國影響的領袖不無關係。而精神領袖的出現，不會像雨後春筍，需要有長時期的理論積累與社會精英中的天才人物的加盟，這是互為因果的整體。

　　當今天反思道教歷史發展的消長盛衰時，個人以為道教隨著內丹學的成熟，逐步喪失了自己長久以來具備的科學知識的優勢，導致心性明覺與格物致知的兩分，自然的整體內涵失去了全面性包容性，結果造成原本須臾不離的對醫藥、天文、地理、化學、冶金等幾乎為外丹涵蓋的知識系統，流失殆盡。自然從此遠離了道教的視野，整個道教與社會大眾精神生活物質生產共振的渠道，嚴重阻滯，生命因缺少源頭活水而凋零，實質偏離了早期道教先知的文化格局，也與老莊道家對自然的認識，形成了不小的隔閡。從更深層的原因看，知識與真理的關係問題，在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成熟期，道教的性命討論與儒家的尊德性或致良知，佛教的明心見性，都沒有真正得到認真的思考。本來儒家與佛教就對自然關心不夠，賦予了自然太多的倫理色彩與情感因素，非常需要道教的自然觀為科學事業的進步提供理論支援，以使中國文化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及自我的認知，達到相對的平衡狀態，需要陰陽互補，動靜和諧，宋金元或可說是中國文化陰陽失調的開始，其後是病症加深。道教的自然科學優勢的喪失，到底給中國道教造成哪些根本性的影響，尚需假以時日深入分析。

　　自由是道教的終極嚮往，內外丹是道教的應化之方，在終極嚮往上，中國道教與其他世界化宗教，沒有不同。但道教的應化之方，卻是中國道教獨有，為其他宗教不及。在道教的價值體系中，內外丹顯然處於不同的地位，以精神自覺來說，內丹是必然，高於外丹的存在，但就對世界的認識而言，唯有外丹才更開放地體現著自然的層次與不同維度，直接與現實相關，外丹固不能上升到內丹的精神自覺意義，而外丹無疑則是內丹所要反映的生命內涵的基石。老子雲，根深固蒂，長生久視。若此則根本動搖，生命殞落矣。是否今天還要以內外丹之名，來化解現代科學，當然值得考慮。在此要指出的是，道教需要回到內外丹並峙的價值觀方向上，與生物學、生理學、醫學、心理學相關的內丹，將與化學、物理、冶金、工藝製造相關的外丹，同現代科學接軌，關心道家道教歷史命運的人們，自覺實現古今新舊的和諧一致，道家就會走出廟堂，重回百姓的人倫日用。古典智慧以其深厚的歷史積澱，給現代人新的啟迪。至於早已與民族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道教宗教儀式，幾乎凝聚了古典時代中國人藝術創造的所有成就，也將隨著道教歷史面貌的轉化，承擔起溝通我們民族文化的古代與今天的橋樑，並成為我們新文化成長的基因寶庫，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道教文化的世俗化特點，一定會有力支持中國道教以現代形式，進入千家萬戶，關鍵在於，我們對德之定名，昇華結晶的是適時之用。

　　道教歷來不尚空談，注重實效，知則能行，行必有方，然方向的失誤及創造力的衰退，制約了道教前進的步伐。道與自然、自由是同體異說，自然與無為是同質的概念，它是道的本質屬性，古哲所謂道性自然無所法，而法道自然，就可無為而無不為。自然的境界本來就是自由的境界，實質即是與道同一的境界，無為與無不為，當然要在宇宙、人事、自我的多層關係下，加以檢驗。宋明以來對自然的狹義化理解，逐步把道的開放性意味封閉局限於有限的範圍，中國文化失去燦爛色彩，非不可言喻之事。道教對主體自我認識的深入，使道教向內在的精神超越之路的極高明方向延伸，道中庸必然相關的主客體關係，尤其是客體應有的內容，僅剩下道德倫理心性修養的狹隘部分。二程以為，“中庸天理也。不極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乎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耳，非二致也”。誠然。可惜的是，二程所謂天理，與宋金元道教之道，已非他們的前輩那樣完滿。也許有人要批評，這難道不是在鼓吹原教旨麼?如果原教旨是對的真理性的，為什麼不回到正確的路線呢!況且，我們今天所原之教旨，是以西方文化為觀照物件的研究，完全不同於復古，是繼往而開來。

　　四：美言不信與複歸嬰兒

　　能否埏埴以為器，是上述設想的終極命運所在，也是我們要使德之定名，有適時之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本來體一用異，現代文明是以西方文化為主流的文明，不論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都帶有強烈的西方基督教情緒。其他的文化成果失去了往昔的自主性獨立性，幾為西方文明的附屬物。所言附庸者，指主流地位的喪失，變為邊緣性的存在。中國文化、印度文化等，都經歷著這樣的嚴峻考驗，但不等於這些古典文明已經死亡，也不等於把它從各民族人民生活中剝離出去，成為博物館中的陳設。人是文化活動的主體，是文化的創造者承載者，一種非原生的價值觀進入另一文化內部，不會全盤取代原有文化系統的存在，只是在原來缺乏或不足的地方，發揮作用。政治中的民主體制，經濟中的自由競爭市場原則，科學認識中的理性化規範，對最近以來的現代化中處於劣勢的民族文化，起到了極大的推動，這只是對民族文化有機體的具有脫胎換骨意義的更新，非置之不理，另闢蹊徑。

　　文化有機體的復原需要時間，經過異常痛苦的保國保種努力，中國文化能否繼續存在下去再用不著懷疑了。可是，這不等於中國道教取得了獨立存在的地位，道教能否獲得進軍未來世紀的生存權與主講人資格，要體現於它對我們今天的世界與未來的困境，能發揮多大的作用。那麼，現代社會與未來人類，面臨的最大問題且道教最能充分表演的空間，就表現於對問題的解決上。資訊時代或資訊化是今天人類文明的特徵，與過去的文明傾向於資訊的收集利用不同，資訊輸出的量與質，決定著一種文明類型在世界文化中的處境，量體現了物化成果，質代表了擁有的資訊的時代性先進性。往昔彼此間文化的交流，宗教充當了先鋒的作用，是隨著商業貿易展開的活動。今天似乎更多的表現為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之爭，同一事件同一問題，在某種主導價值觀控制下的資訊輸出，就會帶來認知與評價的巨大反差，而它又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群體利益的爭奪，尤其是資源的佔有市場的控制密切相關。打破資訊壟斷，實則是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實力的綜合體現，在不同文化的大合唱中，弱小的聲音被幾種高音掩蓋，民不富，國不強，當然說不上贏得了生存的主動權。

　　具體的個人已被淹沒在高速運行的資訊公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不再總是具體的真實的，虛幻的網路空間，不僅把人的感情淡漠，以至自己歸何處，也已成了不得不追問的問題。自然遠離了人類，一方面是物質生活日漸豐裕的人群，一方面又有大量的窮困人口急待救濟，新能源的開發與巨大財富的浪費並存，發達國家的壽命越來越長，卻迎來了老齡化，欠發達地區人口爆炸，而飽受戰火與饑餓的危脅，使平均壽命下降。生命資訊的破譯使人類掌握了前所未有的知識，成為保障生命存在的有力手段，但整個地球隨時處於核毀滅的陰影中。這就是人類的現實狀態、浮躁不安，安寧的生命家園疏離了人類的生活，情緒化的宣洩壓制著理性的深沉，光怪陸離的大眾傳媒使普通人無所適從，不僅英雄已經死亡，神靈的尊嚴也被消解剝離殆盡。人佔據了神聖的殿堂，傲慢、淺薄、浮誇，但欲望釋放出來的能量，創造出空前的物質精神成果，欲望更易於滿足，反過來激勵著不同生存環境下的人們，為欲望的更多滿足奮鬥，世界日新月異。這是一個悖論，一個荒謬絕倫的事實。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是古聖先哲的至理名言。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力求打破生命生死有常的限度，使人能自作主宰，是道教的崇高理想，使人不沉醉於感性表像，期待並引導世人同臻聖人與道同體的化境，是道教對可以達到自己理想的世人——這些潛在的神仙聖人的偉大期許，提高生命的質量，使自我與社會、宇宙和諧一致，正是生道合一的精神。在未來的時間裏，道的正信、正覺、正行還將化醇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偉業，但它必以應適時代的需要為條件，以我們對現實問題的清醒自覺為前提。因此，針對今天面臨的困惑，提出解決應對的方案，充分滿足現代人精神與物質生活的需要，並具有前瞻性的人生指導和人類未來發展的深刻洞察，惟如此，中國道教才能實現自新，道的生命才會光被四海。

　　老子說，“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道的理想與內涵，被歷史的塵埃遮蔽，深遠的玄德，接近靠攏於形下之器物，這是道的生命內核與現實困境的悲劇性分裂，消除這種分裂，與物相反而不離，複歸於嬰兒，就是生命的復原，宇宙的正性。而回歸於道的正信正覺，無疑消解了不信的美言對人的禁錮，淨化了嘈雜喧囂蒼白的世俗噪音，使生命享受本來的清涼。因此，道教的現代化就是道教的承載者的現代化，是廣大信眾觀念的現代化。首先完成了觀念的現代化，或在現代化觀念完成成熟的過程中，通過努力學習，提高道門中人的科學文化素養，與現代化發展同步，並從中生長出足以領先時代水平的哲學宗教理論、科學技術發現發明，才能標誌著今天世界文化環境下，中國道教的現代化的完成。在這樣的情形下，道教就不會再是領獎臺下舉著黃手帕為勝利者祝福的追隨者，而將佔據領獎臺的中心位置。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間實現，特別需要道門從體制上予以保障，吸引教外人士投身弘道的事業，激勵道門中人創造性主動性的發揮，以海納百川的胸襟氣魄，加強與教內外、海內外各界人士的交往，與之形成整體的良性互動，那麼，道教必以嶄新的形象和旺盛的生命力，贏得生存的空間與自身的永恆進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道教日新月異的變化，令人讚歎。而追隨並趕超巨變中的資訊化進程，要付出更多的心血，祖先的成就代表著我們輝煌的過去，任何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無不期望自己能夠為中國文化的歷史，有所作為，有所貢獻，中國道教一定能夠發揮凝聚力的作用，使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彙成滌蕩宇宙塵埃的滾滾巨流。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