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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命運觀的主體精神及其現代啟示
呂鵬志：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在道教產生以前，命定論是古代中國最流行的命運觀。儒家承襲了殷周“我生不有命在天” ①的天命論，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②。道家亦主張“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③，告誡“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 ④。唯墨子對殷周以來的天命思想批評最力，認為事情之成敗皆系於人之“力”，而並非由於“命”。但惜墨子之學不傳，其思想漸沒，中國人的頭腦仍為命定論所籠罩。直待東漢末道教產生後，始給傳統的命運觀以猛烈衝擊。道教從古代神仙信仰和巫祝方術發展而來，十分注重個體生命的維護和保養，以長生不死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的。這種宗教特徵決定了道教必須有一個信念作為人生之前提，就是命非由天定而由人自己主宰。儒道兩家就因為無此信念，所以也不追求長生，分別只求今生和齊生死而已。道教既有長生不死之追求，就必然要在命運觀上有根本的革新。早在晉代，道教就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命運觀。出於西晉的《西升經》假託老子說：“我命在我，不屬天地。”東晉葛洪的《抱樸子內篇·黃白3516龜甲文》也稱：“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我命在我”這一命題就如同道教的宣言和口號一樣，無論深入到道教的哪一方面，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影響。在這個命題中，“天地”是客，“我”是主。儒家和道家都將自家性命委之於天地，聽憑其擺佈，只有道教毫不客氣地將命運的主宰權從天地那裏收回，交給人自己去支配。道教對於命運的這種態度，充滿了一種強烈的主體精神。對於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人，無疑也有諸多有益的啟示。分析起來，主要體現於以下諸端。 (一)自主精神 道教主張“我命在我不在天”，明確地說出了這個“我”，並在“我”與“天地”之間劃清界限，而將命歸之於“我”。這說明它完全擺脫了動物物我不分的混沌意識，對主客體關係有了清晰的理解。這乃是道教中人的主體意識和主體精神得以產生的前提，因為道教正是以此關係為基礎來確立人的地位的。就個體而言，一個人一經有了“我”和“非我”的觀念，就有了主體意識。但嚴格說來，主體意識真正形成的標誌是出現自主意識。主體這一概念本身就含有自主的意思，自主意識可以說是主體本質力量的表現和主體地位的確證。儒家和道家將天地置於人之上，人的力量與地位相對被貶得很低，在命運面前只能俯首稱臣。道教擺脫了天地對人及其命運的控制，人的力量與地位被高高揚起。道教明確指出，決定人命運的是人自己而非人以外的天。《道書十二種·象言破疑》說：“命由自主，不由天主。”《真氣還元銘》說：“天法象我，我法象天。我命在我，不在於天。”《太玄朗然子進道詩》說：“只此雲霄應有路，算來人命豈由天。”《悟真篇》也說：“一粒靈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在古代中國，“天”常常被看做具有人格意義的神。道教對這樣的神不僅不屈從，不膜拜，而且斷然否定其能主宰自己的命運。絕大多數宗教都服膺於神靈的威力，列寧指出，“神的觀念永遠是奴隸狀況(最壞的、沒有出路的奴隸狀況)的觀念”⑤。但道教卻與這些宗教迥異其趣，它雖然也製造了無計其數的神靈，但並不將其拔高到無可企及且具有絕對權威的地步。道教神學一再論證，神與人從本質來看其實有共通性，二者都是從道或氣化生而來，只不過後者得到的道性或氣性少些罷了。因此，人只要複歸於其所從來的道或氣，就可以將自己提升到與神相當的高度，此時還何愁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故《西升經·我命章》說：“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也。”韋處玄注云：“天地與我俱稟自然，一氣之所生，各是一物耳，焉能生我命乎？”近代道教學者易心瑩在《寄玄照樓書ˍ論道教宗派》中也指出：“論胎元，返先天，悟死生之大理，不由乎天而在於我也。”而且，既然人的本質與神相當，人就必然有辦法從自身中去開發主宰自我命運的潛能，而不需要向神乞討。因此，道教一方面主張從自身所有的精氣神下手修煉，長生成仙，如《悟真篇》說：“人人本有長生藥(指精氣神)，自是迷途枉擺拋”，“此般至寶家家有，自是愚人識不全”。另一方面就是反對一味向鬼神祈禱，如吳筠《形神可固論·養形》說：“有此形骸而不能守養之，但擬取餘長之財，設齋鑄佛，行道吟詠，祈禱鬼神，以固形骸，還同止沸加薪，緝紗為縷，豈有得之者乎？”可見，道教宣佈命運自主，是因為它自有自己的辦法。在人的活動中，自主性對於客體來說是主體的自主，對於主體來說則是主體的自由。道教在確證人的自主性時，無疑也宣告獲得了自由，也就是同時成為恩格斯所說的三種主人ˍ自然的主人、社會的主人和自己的主人⑥。若用黑格爾的話來概括，就是“成為他的命運的主人”⑦。 道教的自主精神在當今社會仍然不失其價值，值得我們參考和借鑒。隨著人類的進步，現代人的自主意識已大大增強。現在相信命運的人比過去少多了。但在一些人的頭腦中，仍然有宿命論的思想在作怪。20世紀的一大奇特現象就是許多傑出的物理學家和詩人自殺，據說其中不少人就是因為預算出或感應到世界將要毀滅，認為劫數難逃，故而選擇自殺，以及早解脫精神上的痛苦。眾所周知，關於人類將在1999年7月毀滅的諾查丹瑪斯預言曾長期而廣泛地影響了西方世界和其他地區的人，相信此預言者大都體驗過被宿命論的幽靈所糾纏的不安和惶惑。今天，仍有不少人相信卜卦、算命、相面、測字等等，這一類占卜活動在民間頗為流行，市場不小。凡此種種，皆可說明宿命論仍然是現代文明中尚存的負面因素之一。道教命運觀中所蘊含的自主精神和反命定論的觀念，無疑可以成為當代宿命論者的一劑良藥。 (二)能動精神 道教的命運觀中也蘊含著一種能動精神，即人應當積極主動地關心自己的生命和命運。雖然保養生命的規律客觀地存在著，人亦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運，可有些人常常不知道或不願知道生之可貴與養生之道，即或知道了也不去實踐，相反卻縱情肆欲，傷害自家性命。這種人在命運面前根本沒有發揮出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也就是說毫無主體意識。如果說“我命在我”是針對主體而言的，這裏所說的就是非主體的人。一般的人學理論都同意將主體與人作區分，認為主體是人，但反過來說人是主體則不一定正確。假如人有自由意志，也能自主活動，但他卻並不去行動，那此人就只是可能的主體而非現實的主體。只有當此人去行動時，他才成為現實的主體。所以，道教鼓勵眾生積極發揮各自的主觀能動性，認為只要去努力行動並得其法，定可長生成仙，命由自主。如《老子想爾注》說：“道人所以得仙壽者，不行屍行。”《抱樸子內篇·勤求》說：“仙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養性延命錄》卷上引《大有經》也說：“夫形生愚智，天也，強弱壽夭，人也。天道自然，人道自己。始而胎氣充實，生而乳食有餘，長而滋味不足，壯而聲色有節者，強而壽；始而胎氣虛耗，生而乳食不足，長而滋味有餘。壯而聲色自放者，弱而夭。生長全足，加之導養，年未可量。”同時，道教一方面批評那些自己不去實踐和行動，只是幻想有神人來救護的人。如《太平經》說：“人命近在汝身，何為叩心仰呼天乎？有身不自清，當清誰乎？有身不自愛，當愛誰乎？有身不自成，當成誰乎？有身不自念，當念誰乎？有身不自責，當責誰乎？”《胎息經》注稱：“道經云：我命在我，不在天也。所患人不能知其道，複知而不行。”《道典論》卷三引《本願大誡經》所述七患為：患人得生人道，而不修德養性，以全於命；患聞經，而不信；患受經，而不講誦，而不修其事；患不修身：患服藥，而未應中怠；患道行不備，誇求升騰；患靜齋讀經，處幽山而不堪其憂。稱此七患在人之身，若不戒之，身無濟理。所謂“大患者，及我身”。另一方面，對那些早夭或短命者，道教則痛陳其不知養生之道，反而自害自傷的悲劇。如《西升經》說：“民之所以輕命早終者，民自令之爾，非天地毀，鬼神害，以其有知，以其形動故也。”《養性延命錄》卷上說：“仙經曰：我命在我不在天。但愚人不能知此道為生命之要。所以致百病風邪者，皆由恣意極情，不知自惜，故虛損生也。”又引《道機》說：“人生而命有長短者，非自然也。皆由將身不謹，飲食過差，淫佚無度，忤逆陰陽，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故不終其壽。”總之，道教主張人要發揮其主觀能動性，也就是在生命和命運面前表現為主體。這種精神在今天看來仍然是值得提倡的。 在當代社會中，無論是具備或是缺乏能動精神，我們都可以看到許多實實在在的例證。近期播出的一部四川方言電視劇《下課了，要雄起》揭示了一些失業下崗職工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其中有兩個對立的典型。副廠長被排擠下崗後，整日怨天尤人，煩惱纏身，又礙於面子，不願去幹身份較低的工作，結果弄得和家人反目，成天只能彈弄二胡消愁。而胖大嫂夫婦下崗後，並不自暴自棄，雖則窮，卻不墜青雲之志，先開小餐館，經過一系列的挫折，仍不灰心喪氣，最後終於建成了名揚天下的胖大嫂泡菜廠。可以說，副廠長就是一個缺乏能動精神的人，而胖大嫂夫婦則是因具備能動精神而最終獲得成功的典型。今天的人如果也能貫徹道教的能動精神，雖說不可能成神成仙，但在事業上可能會作出令人驚歎的成績。在當代改革開放的時代浪潮中，湧現出了許多傑出的企業家和發明家，他們大多都是銳意進取的人，具有很強的能動意識，其精神風尚與古老道教所倡言者可謂形非而神似。今天，仍有不少人缺乏這種可貴的精神，一遇到挫折就失去信心，悲觀失望，以至輕生自戕，或者自甘沉淪。我們相信，道教命運觀所蘊含的能動精神或許能對現代人類的這些毛病有所救治。 (三)理性的自由精神 道教並不認為人有了自主能力就可以為所欲為，相反，若要控制自己的命運，還必須以尊重客觀規律為前提和條件。首先是瞭解客觀規律。《丹房須知》認為煉丹求仙須具備相當的煉丹知識，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達陰陽，窮卦象”。《太古上兌經》卷上稱：“學道之士，先變鉚石，次審爐火，三明藥性，四達制伏，不曉四事，徒勞神思。”《雲笈七簽》卷五十六《元氣論》指出，除善入無為外，還要能“通天文，通地理，通人事，通鬼神，通時機，通術數”。其次是遵循客觀規律。在道教中，通常以道作為生命的本質，所謂“生道合一”也，而以氣作為生命的物質基礎。道與氣二者就是生命的原則與規律，人只有與道、氣相守，也就是把握住生命的規律，才可使自己的生命永存，不由天地任意宰割。故李榮注“我命在我”說：“若能存之以道，納之以氣，氣續則命不絕，道在則壽自長，故雲不屬天地。”《雲笈七簽》卷五十六《元氣論》說：“仙經云：我命在我，保精受氣，壽無極也。又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歸心靜默，可以長生。生命之根本，決在此道(元氣之道)。”《真氣還元銘》說：“我命在我，不在於天。”注云：“言人性命生死，由人自己。人若能知自然之道，運動元和之氣，外吞三景，內服五芽，動制百靈，靜安五藏，則寒溫饑渴不能侵，五兵百刃不能近。死生在手，變化由心，地不能埋，天不能煞。此之謂我命在我也。”有必要指出的是，道教一方面尊重客觀規律，另一方面又不為其所囿。本來，天地萬物會由生而壯，由壯而衰，由衰而亡，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但道教卻要與此客觀規律相抗爭，以達到長生不死的根本目的。不過道教的命運自主說並不認為客觀規律可以人為消除，因此它與客觀規律相抗爭的方式就不是去打破或消滅客觀規律，而是積極尋求並遵從新的或特殊的規律，從而超越舊的或普遍的規律，以達到不死成仙的目的。例如在道教內丹仙學理論中，有所謂的“五行顛倒說”和“逆返成仙”說，可以說就是超越一般規律的特殊規律。道教雖然超越了舊的或一般的規律，但卻不能不在其宗教實踐中遵從新的或特殊的規律。因此道教宣佈命運自主，並不是說它就打破或消滅了客觀規律。它號召奪自然造化之功，正是以弄清並掌握自然之道為前提的。正因為道教始終將命運自主與對規律的把握聯繫在一起，因此我們可以說道教的命運觀不是唯心論或唯意志論的。同時，在道教中人也並不因為有了客觀規律的牽制就不能獲得生命的自由，它恰恰通過對規律的把握，即“知自然之道”給自己開闢了通向自由的道路。用恩格斯評價黑格爾的話來說就是，其“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 ⑧。這種不是靠任性而是因尊重規律獲得的自由，在我們看來就是一種理性的自由。 自由是現代最流行的一種觀念。從道教的自由觀來看，現代人的自由意識並不是沒有問題的。例如，在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面，現代人類以人為中心，自認為是自然的主人，大肆開發利用大自然，以犧牲大自然來謀己之利。表面上人類在自然面前是自由的，但是同時也遭到了自然的報應，如生態環境大大惡化，危及人類自身的安全，這已經成了全球共同關注的問題。現代科技文明看來並沒有真正把握大自然和宇宙的規律，它僅僅從認識和改造自然這一個角度入手去實施它的聰明才智，而沒有從人與自然的相互關係這一更寬廣的視野去考慮問題，採取更合理的作法。又如，在人與人和人與社會的關係方面，現代人過度膨脹的絕對自由觀不能不遇到諸多矛盾。人在群體中生活，自由總不能沒有限度。人總不當以自由為理由，舉手打人。退一步說，也不當自由為理由闖紅燈。自由有個限度，就是不得侵犯別人的自由，或者說破壞別人的幸福。也就是說，自由是立基於必然之上的。不遵守必然性規律而追求絕對自由，如殺人放火，導致的結果往往是自我毀滅。如果說道教的命動觀是一種理性的自由思想，那麼這種自由觀就是一種非理性主義的自由觀。應當說，道教所謂“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的理性的自由精神對現代人的自由觀念是可以起到補偏糾弊的作用的。 最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道教中的“我命在我”一語為道書廣泛徵引，儼然成了道教的一面大旗。它作為道教重要綱領，就像一股原動力，推動道教不斷去探索自然界和人自身的奧秘，發展出道符和內外丹術等眾多道法，為人類操縱自身命運的神聖事業做出了不可抹殺的貢獻。而且，道教命運觀所蘊含的主體精神對當代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也不無裨益，值得我們提倡和宣揚。
註釋 ①《尚書·西伯戡黎》 ②《論語·顏淵》 ③《莊子·人間世》 ④《莊子·秋水》 ⑤《列寧全集》第35卷第110—111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3頁 ⑦《精神現象學》中譯本第128頁，商務印書館，1981 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53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