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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的新道學文化戰略

中國道家文化與道教丹法的綜合創新

作者胡孚琛，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內容提要〕

　　本文認為：道家文化以‘道法自然’為核心，以開發人類的心靈潛能為目標，它表述的生化原理、中和原理等辯證規律乃是自然界、人類社會、精神世界的宇宙律，因而它本來就是一種世界文化，世界各國的有識之士對道家文化的關注不是沒有理由的。我國學者應該重新發掘道家典籍，對中國古老的道家文化進行綜合創新，將道學文化的真實面貌公諸於世，從而形成新道家學派，完成創立新道學的歷史使命。由道學文化出發，我們不難看到世界文化的曙光。道學是參天地、讚化育、貫中西、通古今的大學問，創立新道學是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潮流中審時度勢，應變自強的唯一可行的21世紀文化戰略。道學是一種既可學又可修的文化，丹道修煉是道學探索宇宙規律，參讚天地之化育的重要途徑。

〔本文〕

　　內丹學是中國學者數千年來苦苦探究宇宙自然法則和人體生命科學的智慧結晶，是一種綜合道、釋、儒三教文化的宇宙論、人生哲學、人體觀、修持經驗為一體的理論體系和行為模式，又是一項為探索生命奧秘，開發精神潛能而修煉的人體系統工程。

(一)

　　當全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傳統的人們共同邁進一個新的千年紀元之門，踏入21世紀之時，最重要的莫過於回顧過去世界發展的歷史，從而展望人類的未來。在過去的一百年中，人類歷史似乎將千萬年來積蓄的能量加速爆發，使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劇變，幾十年前還流行的觀念很快過時，每個人都目不暇接地忙著適應這個飛速變化的世界。過去一個世紀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地發展，人類靠工具理性幾乎改變了整個地球的面貌，自然資源的高度開發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生活，但生態危機、環境污染、災疫流行、戰爭危險等威脅人類生存的難題，也成為21世紀人們必須面對的現實。過去一個世紀人類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也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和諸多殘酷戰爭及野蠻屠殺民眾的罪行，乃至各國流行的貪汙腐敗、毒品氾濫、恐怖犯罪、道德淪喪、唯利是圖等醜惡現象。

　　至今，足以毀滅整個人類的核彈、生化武器等軍備競賽有難以扼止之勢；仍然有所謂‘第三世界’的貧困、愛滋病、瘋牛病等災病流行和人口惡性膨脹；以工業化、城市化為主要內涵的現代化極大地削弱了人的個體生存能力和獨立的人性，將個體的人禁錮到群體的機械化程式之中，使人的勞動變得工具化和公式化，失去了社會生活的詩情畫意；國際間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政治理念使人類普遍缺乏安全感；而緊張的社會競爭和複雜的人際關係又使人們身心交瘁活得好累。一百年前人們以為可以無償享用，取之不盡的空氣、水、陽光、土地、石頭、野草、樹木，今天也迫使人們憂心重重地付出代價。諸如大氣臭氧層破壞、珍稀生物滅絕、空氣污染、資源匱竭、氣候異常等上述惡果，決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力量所能挽救，因而是二十一世紀全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

　　另一方面，人們又發現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已日益變成一個整體化的大社會，經濟、政治乃至文化的‘全球一體化’、‘世界社會化’趨勢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當前，雖然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社會制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仍然存在著激烈的鬥爭，但是由於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交通、資訊日益發達，一種新的世界社會形態開始形成。①地球變‘小’了，人和人之間的距離變‘近’了，國家和地方、民族相互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任何專制君主和政黨再也無法閉關鎖國，誰也不能無視對方的存在，地區的矛盾熱點變成國際大家庭中人人關注的問題。國際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加入了聯合國，誰也不願被排除在國際間的大型聯合活動之外。學者們開始注意研究不同民族的異質文化，中國先哲古老的‘世界大同’之夢正在變成全人類共同的理想。這樣，當人類面臨生態危機、環境污染、軍備競賽等危及自身生存的世界難題時，不能不在文化的層次上尋求一種共同的智慧。

　　文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層原因，這是馬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等傑出思想家早在二十世紀初就發現的歷史規律，他甚至斷言加爾文派的新教倫理是導致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形成的一個活躍的、決定的力量。②什麽是文化？從本質上說，人類雖是自然的產物，但文化卻是人類創造的一種與自然相對的非自然體系，是自然的人化，是人類超越動物性的一切活動的產品。文化發展的動因來源於人類的精神，文化產品乃是人類心靈智慧之光的外在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本身就是文化的動物。文化本身的範圍不易界定，拋開政治、經濟的層面不說，人們習慣上至少將宗教、科學、哲學、文學藝術、社會倫理(包括民俗)作為基本的文化要素，它們都是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在這五大要素中，科學和哲學是人類對客觀真理的追求，是人類對自然和社會進行理性思維的花朵；倫理學是人類對善的追求，是人為提昇自身動物性和社會性的素質所必需的道德約束和生活規範；文學藝術則是人類對美的追求，是人對自然和社會的感悟和超越。宗教是人類文化的母體，是人類的終極關切(Ultimate concern)，是超越人類理性的非理性體驗，是人類心靈的完整狀態，因而是文化的最高層次。由此看來，韋伯將資本主義的產生歸結為文化的因素，並從宗教中找到資本主義精神的契合點，是有道理的。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威脅自身生存的世界難題，根源都可歸結為文化的因素，特別是西方文化的價值觀念引發的惡果。儘管人類文化有諸多不同的特質，但都從各種側面寄託了自己對人生價值的關切，建立起一套價值觀念體系，區分這些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念是我們考察各種異質文化的根據。

　　近些年，世界各國的有識之士越來越重視中國古老的道家文化；不斷召開有關道家的國際學術會議，中國的先哲老子(約西元前571~—前472)約在2550年前著的《道德經》也成為世界上哲學家們研究的熱點。中國的道學文化，在世界各國學者眼中無疑是屬於‘過去’的，這種過去的古老文化能通向新世紀的‘未來’嗎？道學文化的價值觀念體系是否能寄託全人類對人生價值的關切？這些問題令人深思。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字記載歷史的民族，要認識中國就必須認真分析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本質上是一種以古老的生殖崇拜觀念為核心形成的文明，它的文化傳統分先後兩種：其一是中國原始人類存在以來母系氏族公社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經過若干萬年積澱下來的老傳統；其二是夏、商、周三代以來父權家長制逐步形成，特別是西周原始宗教革命正式確立的禮教新傳統。顯然，道家文化繼承了母系氏族公社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數十萬年的老傳統，儒家文化則繼承了周代父權家長制的宗法禮教數千年的新傳統。③中國歷代統治者都崇揚儒家文化，這是由於中國社會頑固地保留著宗法家長制的君權政治傳統造成的。君權專制的國家政體用宗法血緣紐帶將‘家’和‘國’聯結起來，形成‘家國同構’的政治體制，而儒家文化正是一種以家族為本位的倫理型文化。道家文化和儒家不同，它的學說是從人體本身的修煉工程中體驗出來的，認為人身是一個‘小宇宙’，是自然界‘大宇宙’的縮影，人體和宇宙的運行規律既可治身，又可治國，因而是一種天人同構、身國一理、取法自然的文化。幾千年來，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既相互分立又相互補充，形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為什麽世界上一些古文化如巴比倫、埃及、蘇美爾、印度文化等皆相繼淪落，唯有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經久不衰，其中的秘密恰恰在於道家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的根基，具有旺盛的再生能力。魯迅先生(1881~1936)曾經斷言‘中國根柢全在道教’④，李約瑟博士㙉(Joseph 𤥂Needham 1900~1995)也敏銳地指出：‘中國如果沒有道家思想，就會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經爛掉了的大樹’。⑤這些話都洞察到中華文明以道家為根基的實質。道學文化中既蘊藏著死而複生的活力，又具有包羅萬象、海納百川的品格。為什麽中國文化在古代能接納印度佛教，在近代又能接納西方的基督教文明，這顯然不是‘嚴夷夏之防’的儒家文化的功能，而是靠道家善於融彙異質文化的博大包容的特性。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統治者也都以儒守成，以道達變，人們深知道家智慧有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的寬容氣度，以及能生能化，善於應變的長處。

　　在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各民族從自給自足狀態變為相互依存，人類創造的物質產品相互流通，各民族的精神產品必然也成了人類的公共財產。道家文化以‘道法自然’為核心，以開發人類的心靈潛能為目標，它表述的生化原理、中和原理等辯證規律乃是自然界、人類社會、精神世界的宇宙律，因而它本來就是一種世界文化，世界各國的有識之士對道家文化的關注不是沒有理由的。

　　歌德(Goethe,1749~1832)在1828年10月23日同愛克爾曼㙉(Eckermann，1792~1854)說：‘據我所見，有一個時期要到來，那時候上帝再不喜歡人類，不得不把一切都毀滅掉，以便重新創造。’⑥在世紀之交，無論是歐美等西方社會還是包括中國大陸和臺灣在內的東方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的諸多層面都面臨《易經》所謂剝久必複、窮極終變之勢，不得不在‘改革’等名目下進行結構性調整。大略和歌德同時的中國思想家魏源(1794~1857)著《老子本義》，在《論老子》一文中稱《道德經》是‘救世書’，說古今‘氣化遞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後世，一家高曾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質、文皆遞以救弊，而弊極則將複返其初’。道家之學既是一種追溯宇宙本原的返本複初的智慧，又是一種永遠屬於未來的超前意識。司馬談《論六家要旨》雲：‘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以之為政要因時制宜，靜可以無事無為因循自然，動可以力挽狂瀾革故鼎新。因之中國的政治家在國家危難之際，政治變革之時，都注意從道家經典中汲取智慧。道學文化既然能救中國，難道不可以救世界嗎？

　　早在二十世紀中葉，劍橋大學的斯諾(Snow,1905~1980)就發現西方文化中‘科學的’要素和‘人文的’要素相互分裂和對抗傾向造成了危機。⑦這種危機使他們不能對‘過去’作出正確判斷，不能對‘現在’作出合理解釋，也不能對‘未來’作出有效預測，從而喪失了整體的文化觀。某些世界一流科學家終於發現，西方機械論哲學的主客二分、物理還原、靜態分析、孤立實證等思維模式日益顯得陳舊過時，他們開始在東方道家思想中汲取營養。中國學者董光璧(1935)在《當代新道家》一書中揭示了以李約瑟、湯川秀澍(1907~1981)、卡普拉㙉(F·Capra,1938)為代表的一批‘新道家’使正在興起的新科學觀向道家思想複歸，將道家文化作為東西方文化融合的交彙點並以之為基礎建造一個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平衡的新的世界文化模式。他熱情洋溢地說：‘我確信重新發現道傢俱有地球船改變航向的歷史意義。黃土文明與海洋文明的融合，有如黃顏色和藍顏色調出綠色，將產生人與自然和諧的新的綠色文明。’⑧這種綠色文明就是具有自然生態智慧的道學文明。

　　然而，在中國漫長的君主專制時期，道學思想一直受到正統的儒學思想的壓抑，老子的《道德經》也被曲解為消極避世的隱士哲學，其積極救世的真義晦而不彰。魏晉以來儘管性喜老莊的學者甚多，《道德經》與《莊子》的注本也比比皆是，但多為望文生義之作，沒幾個人真能讀得懂，《道藏》等道家典籍的思想精華也遠遠沒有發掘出來。難怪朱熹說：‘莊、老二書，注解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意出，衹據他臆說。’⑨現在老子的道學文化已傳播到世界各地，《道德經》的譯本數目之多僅次於《聖經》，可惜這些譯本也大多沿襲了儒家注本的曲解，甚至還以管窺天、生搬硬套地按西方哲學範疇給道家哲學歸類，真正有所得者如謝林(F·Schelling,1775~1854)、布伯(M·Buber,1878~1965)、海德格爾(M·Heldegger, 1889~1976)等可謂鳳毛麟角。今天，當世界各國的有識之士越來越認清中國道家的思想價值時，我國學者應該重新發掘道家典籍，對中國古老的道家文化進行綜合創新，將道學文化的真實面貌公諸於世，從而形成新道家學派，完成創立新道學的歷史使命。

⑩⑴⑵⑶⑷⑸⑹⑺⑻⑼⑽

(二)

　　道學之名，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始見於《隋書·經籍誌》，原指道家老子創立的有關道的學說，以《道德經》為經典，它包括哲學的道家、宗教學的道教和屬人體生命科學範圍的內丹學(丹道)。元人脫脫立《宋史·道學傳》，將儒家的程顥、程頤、朱熹等人傳授的理學稱為‘道學’，遂致‘偽道學’之誚。明代李贄(1527—1602)曾力斥‘宋明理學’為‘假道學’，指出僅有老子、莊子的學說才是‘真道學’。考中國古文獻中凡較嚴肅的學術分類或藝文誌書，皆以儒、道並舉，沒有將儒家學說稱為‘道學’者。其實早在六朝時期陳代馬樞就曾撰《道學傳》二十卷，所收皆張天師、許邁、吳猛、陶弘景等道教精英，今仍有陳國符先生輯佚本傳世。《宋史．徽宗本紀》載政和六年(1116)春‘置道學’；宣和元年(1119)五月‘詔德士(僧人)並許入道學，依道士法’，是宋代朝廷亦將道教之學稱作‘道學’。拙著《道學通論——道家．道教．仙學》⑩已首先為道學正名，將宋明理學和心學統稱為‘宋明儒學’，將老子、莊子有關道的哲學稱為‘道家’，將奉太上老君為教主以道為信仰的宗教稱作‘道教’，將有關道家、道教、丹道的學術總稱為‘道學’，以和西文中的‘道主義’(Daoism)相對應，我想這不難取得學術界的共識。

　　《漢書·藝文誌》雲：‘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在老莊的‘君人南面之術’中，《老子》側重君學，《莊子》側重人學。君學是執一統眾的帝王之學，人學為回歸自然的真人之學，故道家之學實為宰割天下的‘屠龍術’。相比之下，孔孟的儒家之學，乃是替帝王施行教化的‘臣民北面之術’。孔子‘遑遑如也’而盡臣節，孟子以民為本而倡仁政，此可謂儒生循吏進取功名利祿之‘登龍術’。由於道學的政術與民主政體天然相合，而與家長制的獨裁政權多有衝突，故中國的統治者多諱言道學而推崇‘家天下’的儒術。在中國歷史上，凡如‘漢唐盛世’的輝煌時期，都是黃老道學發揚光大的時期。近世以來，通過民主政體的變革推行黃老之道，以經過創造性轉化的新道學文化增強綜合國力，將外來文明植根於民族優秀傳統的土壤中，曾經是中國學術界某些志士仁人的一種政治企盼。嚴複(一八五三—一九二一)說：‘夫黃老之道，民主之國之所用也。故能“長而不宰”，“無為而無不為”。君主之國，未有能用黃老者也。漢之黃老，貌襲而取之耳。君主之利器，其惟儒術乎！’(《老子道德經評點》)鴉片戰爭之後，歐美的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湧入中國，在中國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相形見絀。一八九五年嚴複在《直報》上著《論世變之亟》雲：‘嗚乎！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蓋自由既異，於是群異叢然以生。粗舉一二言之：則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党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嚴複斷言西方文化與中國儒家文化的根本區別，就在‘自由’與‘不自由’這點上，真是抓住了要害。

　　考察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其主要根基有三：一為古希臘的理性邏輯思維及由此形成的自由、民主、科學傳統；二為古羅馬的政治法律制度及由此形成的法治傳統；三為希伯萊人的宗教信仰及由此形成的基督教倫理價值觀念。三者混而為一，形成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以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立國，以科學技術的力量征服世界。蓋西方文化設定人性是惡的，自由主義即個人主義乃是人的天性，因此約定一個最低界限，即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個人自由不受侵犯，並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人權觀念。因個人自由不得妨礙他人之自由，必須以法治約束之；法治之運行又要防止專制權力的破壞，必須以符合多數人意願的民主(包括建立民主憲政體制)保障之。如此法治以自由為根基，科學以民主為條件，乃是西方社會近三百年迅速實現現代化的動力機制。由此看來，人民之自由無保障而想進入現代法治社會，社會不民主而想建成科技強國，乃是不瞭解西方社會文化機制的自欺欺人的幻想。西方社會之國體皆為資產階級政權，而政體則是民主法治社會，這種政體對官僚特權有一定抑制功能，以維護社會公正原則。按西方文化的價值觀，愚昧、迷信乃專制主義之產物，法治、科學是自由民主之碩果，自由主義為現代社會之根基，因之歐美等國在全世界高揚‘人權’的旗幟。西方社會的自由實際上也是被社會條件和階級關係嚴格限定的，他們稱之為法律與倫理規則限定的‘自由空間’(freesphere)，並相信越能保障個人自由的社會才越能產生文明的秩序。民主政治也是存在多種流弊的制度，衹不過比專制政治對人民的危害較為減少而已。特別是近世以來，西方文化的弊端日益暴露出來，一是整個文化根基中的科學要素和人文要素出現分離傾向；二是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也相互矛盾，民主的多數人抉擇並非總是合理的，特別是當權者以現代科技手段操縱媒體輿論經常欺騙人民，使整個社會偏離公正原則。西方社會以人為的力量改造世界，以科學技術征服自然，都受到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無情報復，使人類的生態環境和社會倫理道德日益惡化，自然資源的掠奪和戰爭機器的膨脹，直接威脅到全人類的生存。西方文化在短期內創造出人類文明奇跡的同時也為人類種下災難性的惡果。

　　中國及其周邊國家是以儒、釋、道三教互補的文化為傳統的，其中尤以孔、孟、程、朱的儒家禮教作為統治思想。儒家文化乃是維護家長制官僚政治的思想支柱，它是以‘家國同構’的內聖外王之道建構政治體制的。馬克思(KarlMarx,1818~1883)早就發現中國社會這種傳統政治體制不同於西方社會的封建制，他稱之為‘家長制的權力’。在這種政體中，‘就像皇帝通常被尊為全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每一個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轄的地區內被看作是這種父權的代表’。⑴令人驚喜的是，早在20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王亞南教授(1901~1969)就應李約瑟博士之邀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探討了‘中國社會長期停滯問題，官民對立問題，舊士大夫的階級性問題，儒家學說長期作為代表意識形態問題’等，揭示了中國以儒家禮教為文化根基的家長制官僚政治的特徵。⑵官僚政治下的各級官僚，並不代表社會成員中某一階級的利益，而是形成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官僚階級以和人民對立。他們是在改朝換代的政治革命中逐步蛻變而來的既得利益集團，衹層層對上級負責，不對人民負責，‘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統治來維持’。⑶官吏的選拔、任免靠人治而不靠法治，上級對下級的要求主要是‘忠’而不是‘廉’，統治者所關心的首先是國家的穩定和權力的神化，人民的貧困愚昧和思想麻醉是他們實行壓迫、剝削和維持既得利益的社會條件。馬克斯·韋伯也敏銳地注意到中國社會數千年不衰的官僚政治體制，並命名為‘家產官僚社會制度’。他說‘在中國，和西方一樣，家產官僚制是個穩定的核心，並以此為基礎而形成一個龐大的國家’。‘但是，官僚制運行的“精神”，在中國與西方，是非常不一樣的。’⑷其實，中國傳統家長制官僚集權政治‘運行的精神’就是禮教，家產官僚制在中國的頑強生長是以儒家文化傳統為根基的。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反，它的內聖外王之道以‘人之初，性本善’為出發點，首先設定一個最高界限，即聖人的境界。儘管五千年來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中華民族的新興階級力量不斷更替掌權改變著中國的國體，但宗法家長制的國家政體始終沒有改變。歷史規律證明，更換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階級掌權的新國體和由家長制君權政體革新為民主憲政體制是同等重要的。專制政體是天然滋生剝削階級並為少數既得利益者的特權集團服務的政權形式。儒家文化的‘內聖’根本無法萌生自由、民主思想，開不出現代社會的新‘外王’，僅是靠樹立聖人、賢人、君子、英雄的‘榜樣’作為道德典型教化人民安守本分，大家共同維護君主的絕對權力，追求堯舜的聖人之治。然而無限制的權力必然導致無限制的腐敗，這是一條鐵的政治定律，也是家長制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徵。蓋因人民之大多數難以成為‘聖人’，而掌握最高權力的家長也不耐受‘聖人’理想教條的束縛，進而由聖人理想的追求墮落為實際利益的追求，反會利用權力將自己神化為‘人聖’，將國家政治領域變成充滿忌諱、陰謀、殘殺、多數人不敢參預的兇險場所。這種家長制官僚政治一是其虛偽性，必然不斷變換手法以某種‘聖人’的招牌弄虛造假欺騙人民，致使整個社會造假成風；二是其腐敗性，貪官汙吏上下結網封殺正氣使社會失去起碼的公正原則，政權的基礎日益腐爛；三是其殘酷性，官場漸變為勾心鬥角的賭場，日見虛弱的統治者為維護自己傳宗接代的私有化權力不擇手段，鎮壓的面越寬，禁忌越嚴，同民眾就越隔絕。按儒家不斷革命的政治定律，統治者從‘聖人’，到‘人聖’，再到‘獨夫民賊’，‘湯武革命’的政權交替方式就要發生了。王亞南說：‘官僚政治或官僚制度，它在歷史上是已經引起了不少的流弊和禍害的，而就中國說，則還在繼續發生反時代的破壞作用’。⑸顯然，儒家文化的這些弊端是同現代社會不相容的。

　　在世紀之交，‘文化’和‘傳統’問題再次引起世界各國學者的重視。從根本上說，所謂‘文化’本身都植根於‘傳統’，二十一世紀的文化戰略必須對歷史的文化傳統進行創造性的現代詮釋，即集中各種異質的優秀傳統文化進行綜合創新。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民族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不能否定和摧殘自己的傳統文化的。世界歷史越來越向人們揭示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文化運動規律，各民族的異質文明之間衹能相互融彙，除了野蠻的種族滅絕之外，在地球上以一種文明簡單取代或扼殺另一種異質文明幾乎是辦不到的。傳統文化本身亦是一種有機的自然生態體系，遵循道家自由信仰、自由交流、自然演化之規律，違背自然急於求成的人工移植、改換、毀壞等政治手段，往往引發人性扭曲、道德敗落、社會躁動不安的惡果。開化的高級文明固然可以同化野蠻的低級文明，但吃掉對方的同時也就將對方的文化要素作為化學成分融入自己的軀體，再也無法擺脫它。一個民族更是無法將自己與生俱來的傳統文化一刀切斷或中途拋棄，無論個人是否喜歡都得將個人命運同本民族的文化傳統聯繫在一起。同時，一個傳統文化被征服了的民族等於喪失了自己的根基，從此會缺乏爭雄的生機而充當小夥計。二十一世紀世界文化運動的大趨勢是‘多元並存，相互融彙’，這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因此，在二十一世紀不是什麽‘文明衝突主宰全球政治’⑹，而是要由‘文明衝突’轉向不同文明的對話和文化交流，以促進東方文明特別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融彙，從而出現一種普世的文明將人類導向光明的未來。

　　未來的世界文明不能再繼續推銷‘西方文明中心論’，因為西方文化必須重新認識古老的東方文明並從中汲取營養。儒家的禮教文化已成為中華民族因襲的重擔，但擺脫的辦法也不能全盤否定儒學再次‘打倒孔家店’，而是要以解釋學的方法促進儒學現代化，儒學之精華有為我民族精神和倫理道德所不可缺者，因此我特別讚賞學術界創立新儒學(對儒學進行創造性轉化)的努力。儘管佛教必將成為最有希望的世界宗教，人類的宗教信仰不可或缺，然而宗教信仰也不能取代理性思維，佛教文化不可能作為建構世界文化的根基。穆罕默德的《聖訓》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伊斯蘭教自唐永徽二年(651)傳入中國，至今一三五零年間，阿拉伯人和漢人雜居、通婚、改漢姓、習漢語，早已融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

　　僅據16~18世紀中國伊斯蘭教學者的著述看，伊斯蘭教文化已與儒釋道文化發生了‘相互融彙’的現象。著名回族學者王岱輿(1570~1660)、劉智(1660~1730)等皆精通儒釋道三教經書，《天方性理》等著作以‘真’作為伊斯蘭教文化的支點，創‘真一、數一、體一’之‘三一說’，所述蘇菲主義教派從理論到修煉皆和丹道暗合。可見道學文化和伊斯蘭教文化能夠對話和交流是毋庸置疑的。

　　在文化上，夫欲有所立必須有所破，立就是要創造性地詮釋道家文化並汲取東西方各種異質文化的精華創立有時代精神的新道學，破就是要揚棄儒學中的封建宗法觀念，化腐臭為神奇，取其人文思想和進取精神融入新道學之中。道學既和儒學一樣設定人性是善的，又特別強調追求人性的自由和完整，道學的真人就是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個人自由(‘積極自由’)的人，因之它完全可以包容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要素，又可以彌補西方文化的缺陷。由道學文化出發，我們不難看到世界文化的曙光。道學是參天地、讚化育、貫中西、通古今的大學問，創立新道學是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潮流中審時度勢，應變自強的唯一可行的二十一世紀文化戰略。

(三)

　　人類文明都不能沒有自己理想的超越世界。我們衹要認真考察西方的文明史，就會發現西方的哲人和科學家(如牛頓、開普勒)等都對上帝創造了一個有秩序的世界抱有真誠的信仰，為上帝而求證曾是西方偉大哲人獻身學術研究的動機，他們以自己的理性思維推動了西方文明的進步。中國儒家文化將超越人間秩序與一切價值的源頭統稱為‘天’，西方文化將人的理性所不能達到的一切價值之源歸結為‘上帝’。這說明這種一切價值之源的超越世界是各種文化體系的支點，它在人類文明中的位置是不可或缺的。理性思維的高度發展也需要有一個超越的無限本體作為終極信仰才能給科學、哲學的發展帶來動力並給人類社會帶來秩序和價值觀念。當現代科學和哲學以理性思維的成果終於動搖了西方人的‘上帝’信仰時，尼采(F.Nietzsche,1844~1900)驚呼‘上帝死亡了’，中國的無神論者也早就對儒家的天神主宰抱有懷疑，這說明‘上帝’或‘天’的人格神信仰並不是人類理性思維的極限。然而據《道德經》所述，道學文化中‘道’的範疇卻是‘先天地生’，‘象帝之先’的，即道在天之前，並能生天生地，又在上帝之先，高於上帝。道不僅是一切人間秩序和價值觀念的超越的理想世界，而且是人類理性思維延伸的極限，它是唯一的終極的絕對真理，因而同現代科學和哲學的研究成果遙相呼應。道在本體論上的無限超越性又可作為宗教的終極信仰，使之成為理性的科學、哲學與非理性的宗教的交彙點，這在人類文明的發展中具有無與倫比的意義。

　　可以斷言，道的學說體現了人類文明的最高智慧，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文化資源，也必將成為世界文明相互交融的凝聚點。道學既為中國文化之根基，又為嫁接外來文化之砧木，還是世界各種異質文化的交彙點。道的學說使道學文化具有最高的超越性和最大的包容性。這種最大包容性，使道學不僅包容進中國諸子百家思想的精華，而且還可以融彙進東西方異質文化中的優秀思想。這種最高超越性，使道學在任何時代都是一種超前意識，道學的智慧不僅能返觀人類乃至宇宙創生之初的過去，而且能預見和創造人類乃至整個宇宙的未來。道學文化將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重新融彙為一體，打通科學、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社會倫理之間的壁壘，填平各門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之間的鴻溝，將人類認識世界的所有知識變成一門‘大成智慧學’，向最高的‘道’複歸。

　　什麽是道？老子《道德經》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一章)中國古代的老子、莊子等哲人‘遊心於物之初’(《莊子·田子方》)，捨棄宇宙萬物的一切具體屬性，尋找宇宙的起始點和產生宇宙萬物的總根源，體悟到宇宙萬物之中最本質的共相，這就是道。道是宇宙的本原，它有體有用。作為道體，它是形而上的宇宙的原始本體，呈現‘無’和‘有’兩種狀態的統一。首先是‘無’，即宇宙創生之前的虛空狀態，稱為‘天地之始’，具有質樸性和絕對性。然後是‘有’，即宇宙創生之際含有先天一氣的混沌狀態，稱為‘萬物之母’，具有潛在性和無限性。作為道用，它是宇宙萬物生化運動的總根源和驅動力，是形而下的法則秩序，即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客觀規律，稱為‘常道’。道化生出時間和空間，物質與精神，運動與靜止，生命和文化，並作為一種物性存在於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體之中。它貫穿古今、囊括萬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體現了宇宙的真實結構和內在節律。道既是宇宙的本原，又是人體的本我。作為宇宙的本原，道是一種絕對的真知，因而為符號指稱所難以描述的客觀存在。語言符號的指稱衹能描述相對知識，而道是可以體悟難以言說的絕對知識。作為人類心靈的本我，道是‘知覺者’，因而具有不可被知，不可當作被測量的物件，即‘不可名’、‘不可道’的性質。道是無分別相，它可以‘齊萬物’、‘等人我’，不能被區分為‘過去’、‘現在’和‘未來’，但卻可以貫通‘過去’、‘現在’和‘未來’。道是人類知識之根，學術之本，它是宗教的終極信仰，哲學的智慧之源，科學的原始公設，美學的最高境界，倫理學的基本價值取向，世界文明的堅實支點，人類精神回歸的家園。

　　老子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道德經·四十二章》)這段話是道學文化中關於宇宙創生和演化的基本圖式，道學的道就是一種自然生化之道。其中‘一’指先天混沌一氣，道教內丹學家稱之為元始先天祖氣，是宇宙創生之始混沌狀態中隱藏著的秩序，是產生萬物普適的內在節律的資訊源。‘二’是陰陽二性，即引力和斥力對立統一、相互作用的狀態。‘三’是有象、有氣、有質的資訊、能量、物質三大要素。在宇宙創生之前，道從虛無空靈狀態中先化生出先天混沌一氣，繼而分出陰陽二性，再依次轉化為資訊、能量、物質三大基本要素，在宇宙大爆炸中由資訊、能量、物質組成萬物紛紜、生機勃勃的世界。物質是宇宙以粒子性存在的方式，它標誌部分和整體、個別和一般之間的區別。能量是宇宙以波動性存在的方式，它標誌運動和靜止、連續性等運動狀態。資訊是宇宙以選擇性存在的方式，它標誌有序和無序、方向性與合目的性。資訊是物質和能量的形式或結構，粒子性的存在形式為束縛資訊(熵)，表現為空間；波動性的存在形式為自由資訊，表現為時間，因而資訊本質上是時間與空間的耦合。宇宙中從無機界到有機界，從生命界到人，都是由資訊、能量、物質三大要素組成的，人的心靈或精神本質上是資訊的高級形態。在自然界天然變化中發射自由資訊的熵增過程，都是可用能減少的過程，這時系統的內能在量上雖然守恆，但在質上要發生退化，可用能會轉化為束縛能。孤立系統的內能和資訊是守恆的，物質、能量、資訊都是可以按一定數學關係相互轉化的。⑺這樣，最小最輕的基本粒子（如中微子、光子）必然同時具有波動性、粒子性、選擇性等三種特徵，宇宙從創生起就有合目的性的選擇趨勢，生命現象的出現及人類心靈的花朵盛開決不是偶然的。新道學的宇宙圖式，消除了西方哲學史上心和物（包括能）的對立，給出了心、物、能一元論的宇宙觀，發現宇宙中早已隱藏著出現生命和心靈的潛在根據，這必將對未來的科學發展帶來新的動力。

　　基督教傳統將不可逆的時間箭頭充作西方文化的支柱，使人們相信耶穌的生、死及在十字架上受難都是一次性的不可重複的事件，時間是穿越過去和未來的一條無限延伸的不回頭的線。這種觀念和中國儒家文化大致相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道學將‘宇宙’並稱，‘宇’是空間，‘宙’是時間，即認為時間和空間有著本質的聯繫，沒有空間的時間和沒有時間的空間是同樣不可思議的。道學認為時空的量度具有層次性，其大小、長短是相對的：‘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此大年也。’（《莊子·逍遙遊》）‘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莊子·齊物論》）道學從時空的發生探討宇宙的本原：‘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莊子·齊物論》）時空的本原就是道，道的特性是‘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道德經·二十五章》）這就是說，道學認為時間的箭頭既是不可逆的，又是循環往復的。⑻道從虛無中化生出先天一氣，出現了引力和斥力，正物質和反物質，這就是陰陽二性相互作用的資訊源。

　　隨著大爆炸後的宇宙膨脹，空間越來越大（大），產生了不可逆的時間箭頭（逝），在無與倫比的大尺度上（遠），最終出現返複和迴圈的趨勢(反)。道學認為過去中含有未來的資訊，未來也影響過去，二者是無法相互擺脫和相互分離的。道學的內丹家發現宇宙中除了可觀察、可測量的有形有象的世界(色界)之外，還隱藏著一個無法觀測的虛無空靈的世界(無色界)，這兩重世界相攝相容，即此即彼，亦此亦彼。科學僅能研究宇宙中的現象，道學才能洞察‘物自體’。現代科學的研究範圍是探索‘色界’的自然律，而道學卻在逐步揭示‘無色界’的秘密。科學邏輯推理的大廈是建立在無數根本不能證明的‘公設’或假設上面的；有公設，就有局限，不可能確知無限的事情。新道學的智慧不但激發人們不斷地改變這些公設或假設，不斷轉換角度去思考問題，而且還要求以內丹學心靈修煉的方式徹底拿掉這些公設，直接進入道的境界，從而超越現象感知虛無。道是不能數學化的，因為沒有公設的數學是不可想像的，但道學和西方思想卻是相容的。新道學是自然的學說，是生化的學說，是變易的學說，所以也是時空的學說，因為空間是變易的場所，時間是變易的次序。道學又是超越時空的學說，當內丹家入靜心靈不動時，出現一片虛無空靈的渺冥景象，達到無時空的永恆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因之道學的智慧能從人的心靈體驗中展現出來。新道學的智慧開拓了時空觀的新境界，需要當代的科學家和哲學家以實證的精神再對它進行理性的思考。西方科學思想一旦吸收了新道學的觀念，必將獲得一種革命性的驅動力，從而在新世紀裏揭開宇宙、生命和人類心靈的奧秘。

　　道學文化的精要在哪裏？究而論之，道學在本體論上強調一個‘生’字，主張宇宙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在世界觀上突出一個‘化’字，即認為事物按照對立統一的矛盾規律時時處於變化之中，強與弱、禍與福都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在促進事物向有利自己方向轉化時貴在一個‘因’字，即因任自然，因循客觀規律，因勢利導奪取勝利。道學以‘中’字為綱要，在治國平天下的用世之道上也巧在一個‘中’字；在調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係上重在一個‘和’字；在個人處事應世上法在一個‘忍’字；在人身修煉工程上訣在一個‘逆’字。道學的精要在於參透自然、社會、人生的客觀規律，以道術秉要知本，以‘無為’為體，以‘無不為’為用，貫徹以柔克剛、以弱勝強、以退為進、以不爭為爭的策略思想。道學是以‘反’為‘動’，以‘弱’為‘用’的哲學，因而是真正強者的哲學。進一步說，道學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和人本身的超越性，反對人和社會的異化，以回歸自然為目標。更進一步，道學體認人在自然界和社會上本身的存在價值，將自然規律和個人命運握之於掌中，進而悟透生死，還虛合道，融身大化，最大限度地開發人體生命和心靈潛能，追求人同道的一體化。道學是一種既可學又可修的文化，丹道修煉是道學探索宇宙規律，參讚天地之化育的重要途徑。如果誰能在刻苦研讀道書中有了以上深切體驗，並能按道的原則規範自己的行為，那麽他便會將個人和天下過去未來的大勢瞭若指掌，真正成為一個得道的人。

　　（四）

　　老子《道德經》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自然是道的特徵，道學的智慧主張向道複歸，也就是回歸自然。‘自然’在道家著作中是‘自然而然’之義，乃道之本性，自然界(Nature)大致相當道家著作裏的‘天’。道學不讚成儒家荀子那種‘人定勝天’、戡天役物的思想，而是主張‘天與人不相勝’的天人互動的原則。莊子提出：‘天與人一也’(《山水》)；‘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大宗師》)；‘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庚桑楚》)。道學這種與大自然為友的回歸自然的思想，正確地解決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又糾正了西方文化破壞自然生態的弊端。道學認為自然界裏風吹海嘯、花開花落、生靈繁衍，都依自然律而行，而自然律就是道。這些自然存在物天然具有道德和權力的含義，人類戡天役物的活動不能超過自然界允許的限度。現代社會的人們沉溺於科學技術創造的‘人工自然’，同天然的自然界逐漸拉開距離。然而，人類距離自然界越遠，社會一體化的聯繫越緊密，生存的基礎反而越薄弱，甚至一次偶發事件也會使這些被現代化的繩索捆綁在一起的人們災難臨頭。

　　在文化上，道學認為宗教、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美學）、倫理學是不可或缺且不能相互取代的五個基本要素，衹有道能夠貫穿於這五個基本文化要素之中。道學能激發科學與文學藝術的創造精神；能給哲學以辯證思維和究天人之際的恢宏氣度；能以大慈大善，大誠大信的悲天憫人的宗教信仰情懷給人生以終極關懷；能為人類帶來普遍的尊嚴並為社會提供無比高尚的道德觀念；能成為人類知識的源頭活水；它的價值觀也可成為21世紀科技發展的重要導向。西方文化本來在‘象、數、理’上比以周易象數為基礎的道家經典有獨到的高明之處，形式化的邏輯體系和高等數學的輝煌成就，促進了現代科學大廈的建立。然而20世紀以來，哥德爾的不完全定理證明在形式體系中完備性和一致性不可兼得，海森堡的測不准原理使量子力學的物理定律變成統計性的幾率描述。這一科學革命的趨勢預示著西方科學需要汲取中國道學的思想才能創新。老子的道學思想和西方哲人巴門尼德（Parmenides,約前五世紀）的‘存在不能從非存在產生’的思想相反，主張宇宙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西方科學已從過去衹研究‘存在’，不研究‘生成’和‘演變’的根深蒂固的‘構成論’舊觀念，向‘宇宙萬物都是生成的’這種現代‘生成論’的新科學觀念轉變，而‘生成論’恰恰是道學思想的核心。新道學思想不僅可以革新西方自古希臘原子論復活以來‘構成論’的思維模式，而且在科學方法論上也會導致以分析為主的還原論方法向有機整體論方法的變革。從現代科學發展的大趨勢看，生命科學必將成為新的科學革命帶頭學科，而生命現像是具有自組織能力的有機體，它是不適宜用拆成小零件的還原論分析方法來研究的，新道學的整體觀及生命觀預示著科學觀念的創新。

　　在世界社會化的大趨勢下，廿一世紀人類社會變革的節奏還會加快，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層次更會加深。由於這一趨勢，一方面各民族的多種異質文化將獲得充分地發掘和發展，另一方面東西方各種異質文化取長補短，加速相互融彙的過程。道學文化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是人類智慧的凝聚點，一種集多種異質文化優勢而呈東西方文化互補形態的新道學文明將要出現。中國哲學家陸九淵（1139~1193）說：‘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⑼道學是聖人的最高哲學思辨，而聖人的哲學智慧是跨越時間和空間，不受民族和國界限制的。無論東方或西方，無論過去、現在和未來，新道學思想都是人類文明的智慧燈塔。社會觀上，新道學的核心思想是建構一個模擬自然界或人體生命的自組織、自調節的最優的自動化系統，這個社會系統依乎天、地、人之道，無親無疏，大公大慈，導人向善，是一種‘萬物將自化’（《道德經·三十七章》）的自然主義社會。在經濟上，道學主張一種以自然生態立國的經濟模式，反對無限制地掠奪自然資源，將保護生態環境置於經濟生產的首位。在政治上，道學強調一種‘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道德經·三十二章》）的分配制度，將普施利益於天下眾生作為價值分配的支點。道學從來不反對每個人首先珍惜自己的生命和獲得個人的幸福，但也鼓勵人們根據自己的條件‘參讚天地之化育’。

　　《道德經》講：‘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七十九章），認為人事的活動要取法自然界的規律，道作為自然法則是客觀的，無所偏愛的，因而也是無私的，公正的。《莊子·天道》指出，‘嘉孺子而哀婦人’，為儒家的仁義之治；‘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為道家的自然之治。老子‘以道蒞天下’，認為‘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道德經·七十七章》）人若能達到‘有餘以奉天下’的至德，才能接近天之道的境界。道學之仁為大仁、大慈、大善，大仁則無親，故對天下一視同仁。老子的思想是從母系氏族無剝削、無壓迫、無私產的原始公社文化昇華而來的，因而具有‘天下為公’的超越時代的特徵。

　　中國傳統的儒家政治多採用一元化的等級森嚴的金字塔式結構，這種結構缺乏合理的監督機制，積久則造成一人獨裁人人為奴的局面。道學的政體倡導一種‘三元一太極’的陰陽互補結構，以自然立法形成相互制約、上下反饋的自調節的和諧機制，百姓逍遙於大自然中自由發展而感受不到政權的存在。道學的社會才真正是在保障個人自由的基礎上相互協調而形成的自動自發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它僅受天之道和人之道即自然與社會的客觀規律的限制。道學主張‘無為而治’，認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道學的自然之治更是否定人治並包容法治的優點且超越了西方法治社會。蓋西方文化的價值觀鼓勵人的貪欲，而社會犯罪皆由貪欲而生，故法律繁多而犯罪不止，司法系統遂成為龐大的社會謀生行業。道學的價值觀抑制人的貪欲，自然立法即是將人的行為規範到自然和社會的客觀規律上來。這樣法律本身也是自然律，代天行罰至簡至易無親無疏，自然之治的法治也即是道治。《莊子》描述了道學不以私心治天下的自然之治：‘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應帝王》)道學認為自然生態社會是世界上最合理的社會制度，在這種社會裏人與禽獸乃至整個自然界都處於平等和諧的狀態，人人自食其力，同德而不党，無宗法等級，無剝削壓迫，具有純真樸實的人際關係。‘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繫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馬蹄》）道學關注民性的自然，人的尊嚴和人性的自由與完整；認為能恢復人類真實、自然、純樸、善良的本性的社會才是道學的‘至德之世’。

　　在倫理上，新道學的要點就在老子《道德經》所說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這段話裏，尊道貴德是道家倫理學的落腳點，‘德’就是‘得道’，是道在人類社會萬事萬物中的體現。由此可知，尊道貴德就要將道的‘生化原理’和德的‘中和原理’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展開，使之成為人生的和社會的價值標準。‘生’有‘生成’、‘生長’、‘生命’、‘生存’、‘創造’等含義；‘化’有‘變化’、‘發展’、‘轉化’、‘進化’等內容，二者集中了道的自然性，說明宇宙是由道‘生成’的，並處於不停的‘變化’之中，整個自然界包括人類社會都在生生化化自強不息地發展著。道化生出先天一氣和世界萬物，這就是生化原理的作用。先天一氣就是宇宙中無處不在的原始自然力，是萬事萬物生化發展的驅動力，是生命的源泉，是歌德曾經猜測到的‘創造力’，它來源於道，是道無所不在無時不有的發揮作用的特性（道性）。道學中的道性也即是德，德的特徵表現為‘中和原理’。‘中’之義有四，從事物規律上講，‘中’為‘正’，即中正的必行之路；從事物變化上說，‘中’即‘度’，即在限度適宜的範圍內活動；從空間上講，‘中’是‘虛’，虛無乃道之大用；從時間上講，‘中’即是‘機’，即‘動善時’，因機乘勢‘不得已’而為之。‘和’有和合、和諧、調和、‘和而不同’之義，是諧調各類關係和處理矛盾的原理。中和態是宇宙間的自然穩定態，無論宏觀和微觀的自然界或人類社會的所有運動都有趨向中和態的傾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就是生長，就是發展，就是創造，就是社會和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就是歷史潮流。道家倫理學認為，凡尊道而貴德，符合發展規律，順應歷史潮流的行為，都是善的、美的、真的，有人生價值的。反之，那些違道背德，違反發展規律，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就是惡的、醜的、假的，應該被世人唾棄的。以上為新道學判定人類社會一切思想和行為的價值標準，尊道貴德是道家倫理學的核心。

　　道之尊和德之貴，並非靠行政命令的干涉和世俗權力的束縛，而是人自身修道養德逐步覺悟與自然節律同步造成的，這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複歸。道學衡量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社會進步的標準不僅是經濟發展指標，而是要看這個國家在該時代裏人民有沒有尊嚴。道學倫理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確認人的自然本性是真、善、美的，因之道學反對人的異化，呼喚人類純樸的‘良知’。道的本質是大公大善、大誠大信的，人人都含有道性，因之人的自然本性都是善的，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先天的良知，衹是這種道性和良知被後天的物欲蒙蔽了。由此觀點出發，新道學以反異化為特色，倡導一種純樸的社會，主張通過人體和心靈修煉工程開發出人的良知，使人的真性顯露，從明心見性進入道的境界。這樣，道學的倫理在世俗社會裏就展開為中和、公正、純真、誠信、儉仆、寡欲、重生、慈愛、善良、寬容、忍讓、謙柔等行為標準。在新道學看來，人是自然界的萬物之一，是一種覺悟了的‘物’，因而才稱作‘萬物之靈’，感知萬物就是感知‘自我’，衹有喚醒自我的良知，才能揭示出宇宙真、善、美的自然本性，才能與道合真。道學的精神是最寬容的精神，道學的社會功能是教化各民族各種人同歸大道，化邪惡為善良，最終將老百姓的意志體現出來。道學的政治才真正是公民以自由、平等的身分參與公共事務的眾人之治，才會出現真正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老子《道德經》雲：‘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二十七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四十九章）由此可知道學重生愛物、慈善為懷的救世之心。

　　在個體生命上，新道學主張人通過修道而達到真人的境界，而真人為純真無假的人，也即道教裏的仙人。道學將修道看作是技術問題，認為衹要通過內丹學的人體修煉系統工程，按法訣完成內丹築基、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四個修煉程式，最大限度地開發個體生命和心靈的潛能，使自身的精氣神與道一體化，與大自然的本性契合，能和宇宙的虛無世界交通，便是體道合真的仙人。人通過道學的修煉達到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Maslow,1908~1970)‘超越心理學’所說的那種‘高峰體驗’，並和佛教禪宗、密宗、印度瑜珈、伊斯蘭教蘇菲派等修持方術一脈相通。這樣，仙人境界就成了人生的最高藝術境界，是一種至真、至善、至美的最能體現人類生命價值的真人境界。

　　內丹學是中國學者數千年來苦苦探究宇宙自然法則和人體生命科學的智慧結晶，是一種綜合道、釋、儒三教文化的宇宙論、人生哲學、人體觀、修持經驗為一體的理論體系和行為模式，又是一項為探索生命奧秘，開發精神潛能而修煉的人體系統工程。現在內丹學的研究正在引起西方一些著名學者的注意。早在1920年德國學者衛禮賢（R.Wilhelm,1873~1930）就在北京得到一本恰巧是較為通俗的丹經《太乙金華宗旨》，並立刻覺察到它的科學價值，於一九二六年將其譯成德文。1928年，衛禮賢將自己的譯稿交給著名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G.Jung,1875~1961），榮格為此書寫了長篇評述，於一九二九年出版。榮格在對《太乙金華宗旨》的評述中認為中國古老的內丹學和西方現代分析心理學、心身醫學是相通的，他從分析心理學中‘看到了一個接近東方智慧的嶄新的意想不到的途徑’。《太乙金華宗旨》德文第五版上載有歌德的詩：‘西方與東方，不會再天各一方’⑽，英文修訂版按語中提出‘認識心靈始終是人類的最終目標’，而內丹學的研究正是指向這一目標的。英國學者李約瑟博士自號‘十宿道人’，對道教方術中的科學內容進行了認真發掘，《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五分冊專門討論內丹學，他稱之為‘生理煉丹術’。這說明道教內丹學已開始傳往西方，它的真實面目正逐步被西方學者所認識。

　　內丹學的理論基礎是試圖將老子的道家學說變為丹家的切身體驗，在人體中將道家的宇宙論作時間反演的實驗，使自身的精氣神向道複歸，並以招攝宇宙虛空中的先天一氣為要訣。這些丹家把人的意識劃分為三個層次，即表層的常意識（日常的認知、推理、思維等理性心理活動，丹家稱為‘識神’）；深層的潛意識（非理性的欲望、夢、幻覺等，大致相當佛洛德心理學所研究的範疇，丹功中的‘魔’和‘真意’屬這一心理層次）；最底層的元意識（遺傳的本能意識，人的‘真性’，丹家稱為元神，佛教稱‘阿賴耶識’）。ⅰ這樣，內丹學就成了一套凝煉常意識（識神可凝煉為‘意念力’）；淨化潛意識（‘真意’即淨化了的潛意識）；開發元意識（識神退位則元神呈現）的心理實驗程式。丹家把元神稱作‘主人公’，是真正的‘自我’，當排除常意識（識神退位）進入無思維的虛靈狀態時，稱為真空妙有的境界，元神便呈現，從而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因之內丹學又是一項開發自我，認識自我的生命科學。內丹家通過丹功修煉使自己的身心節律與初始的宇宙根本節律相調諧，將虛空中的先天一氣招攝到體內，在恍惚杳冥的混沌狀態中與宇宙的自然本性契合，和虛無世界交通，達到後天返先天的天人合一境界，稱之為體道合真。

　　現代科學對於宏觀的宇宙和微觀的基本粒子都有了較明確的認識，而對於宇宙的虛無空靈狀態，對於人本身，人的大腦及其精神活動，對於生命和心靈的本質卻知之甚少。許多生命現象和心靈活動的效應上個世紀在科學界引起一次次爭議，當代科學在這個同宗教交叉的領域還被一片‘烏雲’籠罩著。內丹學的研究是打開宇宙虛無世界，打開人體生命和心靈之秘的鑰匙，內丹之謎的揭開必將給現代宇宙學、生理心理學、心身醫學、腦科學特別是認知科學帶來突破性的進展。我相信，內丹學的西傳必將引起一些宇宙學家、醫學家、心理學家、腦科學家的注意，從而調動東西方學者的智慧共同攻開人體生命科學前沿的堡壘，為全人類造福。

　　總之，道學文化包括究天人之際的自然學說，察古今之變的歷史學說，窮性命之源的生命學說，集中了自然、社會和人體生命的智慧，必將給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帶來希望。新道學是革新的文化，前進的文化，通向未來的文化，世界大同的文化。新道學文化不僅是屬於中國的，也是屬於東方的，更是屬於全世界的。

注釋：

①錢學敏：《錢學森的哲學探索》，《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4期。錢學森教授認為世界社會化是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之後的一種過渡性的社會形態，它將為大同世界奠定物質、精神、文化基礎，從而叩開共產主義的大門。

①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據紐約1958年版本譯出。

③胡孚琛：《道家、道教緣起說》，載《哲學研究》1991年第4期。

④《魯迅全集》第9卷，第28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出版。

⑤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2卷，第178頁，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⑥《哥德對話錄》，愛克爾曼著，周學普譯，商務印書館1937年出版。

⑦CharesSnow,TheTwoCulturesandtheScientificRevolution,1959。

⑧董光璧：《當代新道家》，第4頁，華夏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⑨《朱子語類》卷7。

⑩胡孚琛、呂錫琛：《道學通論—道家．道教．仙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⑴《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２卷，第２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

⑵⑶⑸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

⑷〔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據圖賓根摩爾出版社1978年版本譯出。

⑹〔美〕撒母耳·亨廷頓：文明的衝突？刊於美國《外交》1993年夏季號。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1993年10月號以《文明的衝突？》為題，譯載此文。亨廷頓斷言‘新世界的衝突根源，將不再側重意識形態或經濟，而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引起衝突的主要根源’。

⑺我曾推導出信息量I、可用能E和絕對溫度T的關係式：E=HIT當信息量的單位取比特，H=0.975×10-16𤥂爾格0K-1，為玻爾茲曼常數K和ln2之積。上式的物理意義是：熱力學系統儲存的信息量I和該系統的可用能E成正比，和其絕對溫度T成反比。結合熱力學第一定律，我們還可以得到下面的關係式：U=HIT+JTS，U為整個系統的內能，J為熱功當量，S為系統的熱熵，JTS叫束縛能。上式說明，在孤立系統的內能不變時，要增加能量的資訊儲存，就需要做功以減少系統的熵，使其可用能增加。反之，當系統的熵增加時，可用能就減少。由此看來熵不但是熱分子混亂程度的標誌，而且是能的不可用程度的量度。反之，資訊則是系統結構的有序性或能量的有序性及可用程度的量度。這樣，我們就可彌補原來能量衹從量上量度的缺陷，給出能量從質上比較的標準。另外，人們知道，愛因斯坦也早已推出著名的物質、能量之關係式（E=mc2）。

⑻在現代科學中，牛頓力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海森堡和薛定諤的量子力學，時間的方向都是可逆的，衹有熱力學第二定律（玻爾茲曼的熵定律）是有時間箭頭的。本文關於資訊與可用能之間的關係式，就是從玻爾茲曼關於熵的定律入手導出的。至於時間迴圈的思想，古希臘的斯多葛（Stoics）學派也曾有過，本世紀初數學家龐加萊（H.Poincaré）也提出了循環論的定理。另外，愛因斯坦也發現時空是密切相關的。與道學文化不同的是，西方文化中時間和空間，時間的不可逆性和循環論，是互不相容的觀念。

⑼陸九淵：《諡議》，載《陸九淵集》第33卷，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

⑽歌德：《西東合集》，Jnsel出版社1819年出版。

ⅰ胡孚琛：《道教醫學和內丹學的人體觀探索》，載《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