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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之道與關心社會
范恩君：山東省道教協會副會長 全真教是當今最主要的兩大道教派別之一。全真之道將入世“致太平”，出世“證仙成真”融為一體。其出世思想，也正如《重陽立教十五論》“第十五論離凡世”所說：“離凡世者，非身離也，言心地也，身如藕根心似蓮花，根在泥而花在濾空矣。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聖境矣”，形寄於塵世而心明於物外，追求入世而超世。全真教入世利益社會關心人群可謂其優良傳統，在當今倡導道教與現代文明相結合、道教與社會社會相適應的時代，深刻理解全真之道的信仰內涵，發揚其關心社會冀求“致太平”的理念精神，積極實踐“真功”、“真行”，無疑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本文試就全真之道，即全真教信仰的真諦和基本教義，全真之道的政治理念和社會倫理道德思想等問題予以闡述探討，以期抛磚引玉，就正於方家。 一、全真教信仰的真諦和基本教義 為了便於更深刻地理解全真教的基本信仰和主要教義，首先我們應該瞭解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和宗教背景。全真教興起興盛於宋、金、元時期，這一時期戰爭頻仍山河易主，民族矛盾社會矛盾空前尖銳。國破家亡的隱痛深埋在一代人的心底，備受心靈創傷的北方漢族人民，需要漢民族自己本土傳統文化形成的道教予以精神慰藉。然而漢魏以來一直為道教主流的符籙派，晚唐以來興盛數百年的道教外丹黃白術及服氣、守一等傳統煉養術漸趨沒落及其凋弊。同時，晚唐、五代以來內丹修煉興起，再加上佛教禪宗迅速勃興、理學昌盛等因素的刺激，全真教、太一教、真大道、淨明道等“新道教”乘勢崛起。 在這樣的背景下，王重陽祖師直承先秦老莊道家、鍾呂金丹道，又融儒家忠孝仁義之學及禪宗心性之學於一體，創立全真之教，《長春真人本行碑》稱：“全真一派，道為之源。鼻祖其誰，聖哉玄元。誰其導之，重陽伊始。誰其大之，予長春子。”全真教以老子為道祖，按我們道教的說法，其傳授法系是：老子傳東華帝君王玄甫，東華帝君傳正陽帝君鍾離權，正陽帝君傳純陽帝君呂洞賓和純佑帝君劉海蟾，呂洞賓又傳王重陽，劉海蟾傳張紫陽(一說鍾離權傳呂洞賓，呂洞賓傳劉海蟾、王重陽，劉海蟾傳張紫陽)。王重陽傳馬丹陽、譚長真、劉長生、邱長春、王玉陽、郝太古、孫不二“七真”，開全真北宗一脈。張紫陽開南宗一脈，與石杏林、薛道光、陳泥丸、白玉蟾被尊為“南五祖”。從這個傳授體系也可以看出，全真教標榜直承老子之旨，在修煉上承繼鍾呂內丹修煉體系。 重陽祖師創教伊始，認為“東方教法年久敝深，吾往拆洗之”、“道之大原，玄文五千。誕誇索隱，匪其正傳”，一反當時流行的傳統道教，以老子之“道”為最高信仰，以《道德經》為根本經典，重世立教。老子之道，乃虛無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先天地而莫知其始，後天地而莫知其終。其靜則歸根複命，動則物各芸芸，大無不包，細無不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道德經》闡述老子之“道”，從天道自然無為，大道化生萬物的宇宙生成論出發，本著天人合一，天道與人事相通，治國與治身相同的觀點，用自然法則來論述治國養生之道。將清靜無為的自然之道與治國之道、養生之道融為一體，尋求國家太平長治、個人長生久視。全真教通五千言之至理，不言而傳，不行而到。 遵循長生久視之道，追求成仙證真的信仰也是全真教義的主要內容之一。與傳統的神仙道教追求“肉體長生，飛升成仙”不同，全真教認為“屏去妄幻，獨全其真者，神仙也”①。《重陽立教十五論》“論超三界”云：“心忘慮念，即超欲界；心忘諸境，即超色界；不著空見，即超無色界。離此三界，神居仙聖之鄉，性在玉清之境矣！”“論離凡世”亦認為“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聖境矣”、“欲永不死而離凡世者，大愚不達道理也！”因此，確切地說，全真教追求成為“真人”而非“仙人”。那麼，何謂“真人”？全真教承繼南華真人之說《莊子》中說：“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也就是說有“真知”的人就是“真人”。所謂“真知”就是“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天之所為即天道，人之所為即人道，體天道以善人生的人就是真人。概括地說，真人就是存養本性悟得大道的人。關於道教追求的長生久視問題，全真教認為，“吾宗所以不言長生者，非不長生，超之也”(邱祖語)。真人超生死，非肉體長生，乃元神不死。 所謂“全真”，乃真功、真行雙全之義。全教承襲鍾呂金丹道，以識心見性、性命雙修的內丹學為“真功”。認為“凡有七竅者，皆可成真”(邱祖語)，成仙證真之本乃“真性”。《重陽授丹陽二十四訣》說：“是這真性不亂，萬緣不掛，不去不來，此是長生不死也。”因此煉丹修真者應“先求明心，心本是道，道即是心”。在內丹修煉原則上，全真教力倡性命雙修。《重陽立教十五論》中說：“性命是修行之根本，謹緊鍛煉矣”，白玉蟾在《紫清指玄集·性命日月論》中指出：“性命之在人，如日月之在天，日與月合則常明，性與命合則長生。”但是，在性命雙修的內丹修煉方法上，全真教南宗、北宗卻不盡相同。北宗主張先修性後修命，《邱祖全書》中說：“有為功夫命功也，無為妙道性學也”，“三分命功，七分性學”，“吾宗惟貴見性，而水火配合其次也”。“水火配合”即指修命之術。南宗張伯端一脈則主張先修命後修性，認為“命之不存，性將焉存”(紫陽真人語)，“修性先修命，方人修行徑，修命不修性，此是修行第一病②。 全真教不拘一相、不主一教，主張圓融三教、三教合一。重陽祖師以“圓融三教、三教合一”作為全真基本教義，也是順應當時文化思想潮流的。魏晉南北朝之後，儒、釋、道三教成為中國文化思想的三大支柱，唐代三教並尊，唐中葉以後的總趨勢為三教合一。在當時三教文化劫後待興之際，重陽祖師欲一統三教而高樹教幟，給中國傳統文化保存了一線生脈。他認為，“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③、“三教者不離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樹生三枝也”④。關於“三教”，李道純在《中和集》中講得更為具體，他說：“禪宗理學與全真，教立三門接後人……會得萬殊歸一致，熙台內外總登春。”將全真與禪宗、理學並稱。 重陽祖師每接人之初，必使人誦持《道德經》和《心經》、《孝經》，《心經》是佛教禪宗的重要經典。 禪宗是佛教中國化的結果，其始祖是南梁時來華的印度和尚菩提達摩，中間經過慧可、僧燦、道信、弘忍，至唐代中葉六祖惠能正式立宗後，經唐、五代的發展，到北宋時形成五家七宗的局面，在佛教各宗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禪宗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關思想，尤其是儒家孟子、《中庸》一系的思想，以心外無佛、明心見性為宗旨，把修煉的重心結為心性的明悟。作為全真信士必須要學習禪宗。全真信士還必須要洞悉孔孟儒學、宋明理學。理學是在儒學與佛教、道教相結合的基礎上孕育發展起來的，它以儒家思想的內容為主，同時也吸收了佛學和道教思想。宋代理學探討的中心問題是“性與天道”。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以“天理”作為天地萬物的本原，人生、物生均源於天理，天理寓於人身物體，經過了陰陽交感五行妙合的過程。人要完善自身的倫理道德，就必須“窮天理，滅人欲”。朱子認為，惡在人身上的具體表現就是“人欲”，他說：“不完全等同於私欲，人們對物質生活的正當要求和正常的生理需要，都是天理。他形象地區別了人的正常生活需求和“人欲”的關係，當有人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時，他回答道：“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⑤。”也就是說，凡是超過節度的，無休止的欲望就是“人欲”，反之，只要在道德規範範圍內的要求和需要，都是天理。理學的“滅人欲”思想與道教“少私寡欲”思想是相通的，它的許多內容為全真教吸融。 三教圓融，三教合一，是基於三教有共通之處，“天下無二道，聖人不兩心”，三教同源一致，三教宗極之旨源於仙聖佛以心所體之道。而“道”作為宇宙最高理則，唯一無二，故仙聖佛體道證道之心亦無二，人之“心性”為三教共同之源。無論儒家“修心養性”，佛家“明心見性”，還是道家“識心見性”，都離不開“心性”。李道純謂心性者，儒家名太極，佛家名圓覺，道教名金丹，實則名三而體一。他還把三教義理的一致點歸結為“中”和“虛”。這種三教同源一致說，宋元以來頗具普遍性。重陽祖師出身儒門，熟諳儒典，在修道中深入佛教“七年風害，悟切《心經》無掛礙”，又上承老莊道家、鍾呂金丹道一脈，創立三教七寶會、三教金蓮會、三教三光會、三教玉花會、三教平等會，他本身就是圓融三教的典範。 總之，全真教即信奉老子之道，圓融鍾呂內丹之學，禪宗與理學，以證仙成真和濟世救人為目標，力倡真功真行的新型道教。 二、全真之道與關心社會 真功、真行雙全是謂全真。真功清靜證元初，真行救人疾苦。《重陽立教十五論》指出：“入聖之道，須苦志多年，積功累行”，“只修內功，不修外行，如畫餅充饑，積雪為糧，虛勞眾力，到了成空”，特別強調“外行”的重要性。只有做到了“功行兩全，是謂真人”⑥。可見，全真教非常注重關心社會，把傳道濟世的社會活動作為“全真”之道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全真教中頗具代表性的龍門派，主張以道合德，特別是邱祖西行覲見及尹志平掌教之後，由積功累行來證道，貫穿倫理道德於修道之中，“教門用功，大起塵勞”成為振興教門的重心。 全真教關心社會最突出的表現是其“致太平”，讓老百姓豐衣足食的政治思想。在當時宋、金、元時期，戰禍頻繁，民不聊生，甚至面臨“韃人攻城無不破，破則不問妍醜老幼貧富逆順皆誅之，略不少恕”⑦的野蠻殺戮。長春真人發出“天蒼蒼兮臨下土，胡為不救萬靈苦。萬靈日夜相淩遲，飲氣吞聲死無語。仰天大叫天不應，一物細瑣徒勞形。安得大士複混沌，免教造物生精靈”悲湣呼聲。長春真人本著老子《道德經》“佳兵者不祥之器”、“殺之眾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以及“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的垂訓，抱著“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的弘願，審時度勢應成吉思汗詔請，以七十高齡，風雨四載，跋涉萬里，赴西域大雪山謁見成吉思汗。據《元史·邱長春本傳》載：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城。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成吉思汗深契其言，賜之虎符，副以璽書，尊邱祖“神仙”。“詔順命者不誅，許降城而免死，宥驅丁而得贖，放俘口以從良，四百州半獲安生，數萬里率皆受賜”(秦志安語)。不僅如此，邱祖還抓住成吉思汗允許道教自由發展的時機，利用道觀，廣發度牒，以獨特的方式“救民”。《元史·釋老志》載曰：“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懼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為人奴者得複為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虛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邱祖止殺救民的大功德，後世乾隆帝稱讚說：“萬古長生不用餐霞救秘訣，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 全真教“救民疾苦”，還主張讓老百姓豐衣足食，使饑餓者得食，勞動者得息，時寒時暑皆有所養。尹志平在《清和真人北游語錄》中提出：“中道幾乎變易，故知後人未易行，卻不若積累功行最為有效。必有志於功行，莫如接待，凡所過者，饑得食，勞得息，時寒時暑，皆得其安息。德施於人者有如此而功可不謂之大乎？”把讓百姓富足安樂當做積功累行的目標。 全真道的政治思想還有著明顯的忠君尊王觀念。《戶縣秦渡鎮重修志道觀碑》謂：“全真之教雖遺世獨立，而尊君親上之心常存；雖遐遁隱居，而愛人利物之仁愈切”，可謂一語中的。《金關玉鎖訣》就將“忠君王”作為持戒的重要條件。丹陽真人《十勸》文中，“第一不得犯國法”，《立誓狀文》強調要“謹以國法為先”。《初真十戒》“第一戒者，不得不忠孝，不仁不信，當盡節君親，推誠萬行”，將忠君孝親列為首務。這些教義有利於維護君主統治和社會穩定，與統治者的政治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得到了國家的支持，從而更加強了道教的世俗化傾向。聯想到現實，“謹以國法為先”“不得犯國法”，這與宗教與社會社會相適應的要求，即“宗教必須遵守社會社會現階段的國家法律、法規及方針政策。法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宗教必須在法律範圍內活動，必須按國家的方針政策辦事，而不能同法律、法規及方針政策相衝突”，是完全相符的，全真道的某些教義完全可以在當代社會發揮積極作用。 全真道關心社會還表現在重視“德治”，注重社會倫理道德方面。《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云：“今觀終南山重陽祖師，始於業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機，必先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教之以孝詰純一，及其立說，多引六經為據，其在文登、寧海、萊州，嘗率其徒演法建會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誠意，少思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重陽祖師把儒家的“正心誠意”的道德修養論與道教“少思寡欲”的宗教修養論結合在一起，教人“孝謹純一”，十分重視儒家《孝經》，並將“孝敬父母師資”作為修持的重要內容之一。對於廣大的居家信眾，全真教勸以忠孝仁慈修善積德。長真真人《贈韓家郎君在家修行》詩云：“崇真起善立玄堂，謹奉朝昏兩炷香。內侍孀親行孝道，外持真正合三光。常行矜憫提貧困，每施慈悲契下殃。他日聰明如省悟，也應歸去到仙鄉。”又有詩云：“為官清正同修道，忠孝仁慈勝出家。行盡這般功德路，定將歸去步雲霞。”謂“忠孝仁慈”、“為官清正”是得道成仙的“功德路”。清和真人尹志平主張未學仙道先修人道，個人修身先做個“謹慎君子”，其《北遊語錄》中說：“凡學道雖未能到通天徹地處，先作個謹慎君子亦不虧已，然大聖大賢皆自此出”，以儒家的聖人標準作為修道準則。姬志真在《雲山集》吟“實德”、“實行”兩詩中大體概括了全真教處世的行為準則。《實德》詩云：“才生一德鬼神知，元本良心不可欺。濟物利性忘取捨，從人屈己事謙卑。私邪偏見尋常拔，忠孝仁慈上下移。恭謹至誠無諂曲，人天何處不相宜。”《實行》詩曰：“後己先人謙又謙，常懷本分自清廉。利生接物仁無義，契理明真義亦兼。莫幻驕邪驚世欲，休生詭辯狂閭閻。本行德業能深積，向上機關不用拈。”以懇心低下，斷繼人我，施諸方便，利益群生，忠孝仁慈，恭謹至誠等為行為規範，與儒家道德觀相比，又確有自己的特色。 全真的社會倫理道德思想也是積極的現實意義的。仙經萬卷，忠孝為先。忠孝為諸戒之道，百行之原，學者之先務。《初真十戒文》稱：“大忠者不昧其心，至一物不欺。大孝者不悖於理，至一體皆愛。一語欺心即非忠，一事悖理即非孝。《忠經·天在神明章》云：“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物生；人無私，大享貞。忠也者，一其心之謂也。為國之本，何莫由忠？”把“忠”看做天地萬物正常發展的根本，“忠”有利於群體、國家的統一和凝聚，有利於社會的有序進行和穩定，它所體現的為國家、民族、天下不惜犧牲個人私利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與精神文明建設是一致的。《孝經》把“孝”分為天子之孝、士大夫之孝、庶民之孝，把自愛其身、修身慎行作為“孝之始也”，以報父母生育之恩，師長教誨之恩。帝王官吏“為官清正”、“以百性心為心”亦為“孝”。“孝”有利於家庭親情關係的和諧、社會人際關係的穩定，當然，應該指出的是繼承和發揚忠孝的道德，並不是要完全以過去的“忠孝”標準行事。 全真教亦講“仁慈”。“仁”是儒家基本的道德思想，其核心是愛人。“仁”包括忠恕、克己、孝悌、自愛，還包括智、勇、恭、寬、信、敏、惠等道德規範。全真教“仁慈”與此相通，並多有借鑒，“善人吾善之，不善人吾亦善之”，提倡人與人相愛，尊重人的價值，同情人，幫助人，在現實生活人際關係中，仁慈思想的道德規範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信義”變是全真教社會倫理道德的重要內容。全真教講求誠實有信，“利生接物仁無失，契理明真義亦兼”。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情況下，社會上暫時出現的某些一切以經濟利益為軸心，不顧社會效益，“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的不良現象勢必使社會風氣日益敗壞。全真教重“信義”的原則無疑會對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全真教還倡揚三綱五常。元初道士陳致虛在《金丹大要·道德經序》中明確提出“夫金丹之道，先明三綱五常，次則因定生慧。綱常既明，則道知綱常而出，非出綱常之外別有道也”，又說：“群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也，此大道之綱常也，萬世不可易。”以道教之天道喻儒教之綱常，以“道”為綱常倫理之本，將儒道從根本上統一起來，規定了人在社會關係中的權利義務。剔除綱常道德中的等級觀念、男尊女卑等等不適合現代社會的消極因素，對孟子提出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倫關係和《禮記·禮運》所強調的“十義”，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貞、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賦予符合時代要求的新內涵，無疑對於改善人倫關係，促進社會穩定和發展會有積極的作用。 全真教“少私寡欲”、“不敢為天下先”的名利觀念也是值得提倡的。《道德經》中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對於物質追求的過度奢靡，必將給人性命和社會帶來極大的危害，致使社會上層貪贓枉法，腐敗風行，社會下層欺詐橫生，劫賊蜂起，最終將導致資源枯竭、環境污染乃至毀滅性戰爭，人類自我毀滅。當然，指出不加節制的物欲的危害，並不是否認人正常的生活目標和生存需要，而是讓人們懂得不為物役才能獲得幸福，體味真生活。修道立德，淡泊名利，平和心性才能享受生命本有的快樂，正如禪詩所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心頭掛，便是人間好時節。” 全真教關於人與自然是一個和諧的整體，追求“天人合一”的教義思想，對生態環境保護也是有積極意義的。全真戒律中體現了這種思想，如《中極三百大戒》中，保護動物鳥類的有：“不得殺害一切眾生物命”、“不得有心踐踏蟲蟻”、“不得上樹探巢破卵”等；不得虐待驚嚇動物鳥類的有：“不得鞭打六畜”、“不得驚散棲伏”、“不得驚懼鳥獸促致窮地”等；保護植被的有：“不得無故採摘花草”、“不得無故砍伐樹木”、“不得以火燒田野山林”等；保護水源的有：“不得便溺人所食水中”、“不得誤以毒藥投諸水中”、“不得塞井及溝池”、“不得竭陂池水澤”等等……這些規範無疑有益於環境道德建設。 全真教中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倫理規範，如憫孤恤寡，敬老憐貧，濟人救鋮，修橋補路，施藥治病，隱惡揚善，解釋冤怨，以道助物令九族雍和，戒偷盜，戒淫邪，戒說謊等等與當代社會公德也是相適用的。 全真教把出家修仙證真與世俗的忠孝仁義相為表裏，把道教社會化，具有“致太平”“忠君尊王”的政治觀念和儒家社會倫理色彩，倡揚三教，合一儒釋，無怪乎陳恒先生在《南宋河北新道教考》中直謂全真教“非儒非釋”，亦不能“漫以道教目之”，“若必以為道教，亦道教中之一改革派耳”，甚至極言全真教乃“儒教的一個支派”。今天，我們探討全真教關心社會的政治和社會倫理道德思想，其用意也就是發揚其關心社會的優良傳統，賦予它新的時代內容。
註釋 ①《全真教祖碑》 ②劉一明《參同契經文直指》 ③《重陽全真集》 ④《金關玉鎖訣》 ⑤《朱子語類》卷十三 ⑥《晉真人語錄》 ⑦宋孟洪《蒙韃備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