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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故事的歷史演變

“道教骨架”與思想情緒衝突原因考析

作者劉直1968年生，江蘇揚州人，《鄭州煤田地質大學學報》編輯，已發表論文多篇。

〔內容提要〕

本文從版本源流入手，考察分析“西遊”故事的“道教骨架”與思想情緒衝突的原因。

〔本文〕

　　“西遊”故事發生在唐代，《西遊記》定本於明中葉。在其間的演變過程中，每一種體裁版本，都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徵，同時，也為今天留下了一些關乎文史哲的問題，這裡試著解釋以下三點：

　　1.　今天的《西遊記》版本，在體系與方法上，存在著不能調和的矛盾，即它的創作方法是以道教之事為骨架，就其思想情緒而言，大體上是一覽無遺地崇佛惡道，且態度刻薄，文筆激昂，這是為什麼？　

　　2.它究竟是如何以道教之事為骨架而說故事的？(由於篇幅之限，此題擬另著文述之)。

　　3.再說作者。

　　以上三個問題，實質上是一條藤上的三個瓜，順著“西遊”故事的歷史演變摸索一下，古今所疑，即豁然開朗，試以說之。

一、唐代的“西遊”故事

　　唐代的西遊故事，是崇佛思想的來源。

　　“西遊”故事起源於唐代和尚玄奘前往西天竺學法取經一事。這是佛教史上的第二次西天取經，詳情載於《舊唐書‧方伎傳》及玄奘門人編撰的僧侶傳記《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當時的歷史背景是：經隋主大力扶植的佛教，在唐初，已經成為一種沉重的社會經濟負擔，又出於政治需要，唐帝宣稱皇室的本系“起自柱下”(道家老子)。唐室的崇道，間接導致了佛教的政治地位明顯下降。大約是身上披枷時，心靈便會展翅，與魏晉大興玄學一樣，在佛教思想史上，一個繼往開來的鼎盛時期已經出現，在這個佛教中國化的階段，國人正在改造佛學。但推陳出新、各執己說的“百家爭鳴”，使有政治頭腦的僧人玄奘感到了某種危機，他認為有必要前往佛教的發源地天竺，窮究佛法，取回真經，統一教義，廓清林立，進而，為佛教取得一席地位。

　　約而言之，玄奘西行一十七年(說法不一)，跋涉五萬餘里，取回真經(原著)。孤坐斗室，“專務翻譯，無棄寸陰”，又計一十九年。

　　無論他從西天竺那爛陀寺帶回的學問，是對中國佛教的促進還是倒退，他的堅、苦、卓、絕，顯然是感動了唐太宗和普天下，他“名振五竺”的盛譽，也為大唐帝國的貞觀之治，錦上添花，使得唐太宗早已忘乎了當初這個和尚竟是違詔偷渡出境的。玄奘被大有胡氣(粗放)的唐人認可了。有兩件事，可以說明玄奘的舉措及僧徒的宣傳，使西天取經在當時朝野引起的轟動之大，波及之廣：

　　其一，唐太宗為玄奘歸國後的譯經事業給予了充分的重視，指示玄奘對原著進行直譯。玄奘梵文精妙，完成得很好，唐代宗在欣賞之下，一生中唯一一次為佛典譯文撰序，曰《大唐三藏聖教序》，又命書僧懷仁，用宮庭收藏的王羲之墨跡，鉤慕集成此序的文字刻於石上，現存於西安碑林，謂書林一段佳話。

　　其二，高宗麟德元年，玄奘去世，京畿諸州縣五百里內送葬、觀葬者，達百餘萬之多，宿於墓所的有三萬餘人。可見玄奘天竺取經一事，即在當時，已廣傳民間。它流傳後世，經久不衰的群眾基礎，是唐人好“傳奇”的結果。

　　“西遊”之事，是佛教中的盛舉，經僧侶、朝野各方面稱道認同之後，它的崇佛思想便被奠定，“拜見佛祖”這一主旋律，在“西遊”故事的後世演變中，再也未曾被人改動過，併被《西遊記》原封照收。今天的研究家多忽略了這個源頭，在吳承恩的文集中尋找他是否好佛，有以之否定吳承恩寫定《西遊記》者，可謂偏頗。

二、宋元之際的“西遊”故事

在宋元際的西遊故事中，道教之骨架唐代的《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描述了許多“靈異”現象，為“西遊”故事走向“神魔小說”，給出了思路上的提示。且大凡一事一經民間流傳，往往是推波助瀾，愈傳愈奇。

　　於是，“西遊”故事在它發生的數百年後，於宋代，以《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面目出現了。它首次以虛構的情節，替代史實。《詩話》雖然文字呆板，情節簡陋，但它卻是“西遊”故事演變為神話小說的過程中之關鍵一環。在這本書中，衹取玄奘取經的一點史實為因由，換了“猴行者”為主角(“心”猿為主)，為“西遊”故事演繹宗教“唯心”法理，邁出了第一步。“西遊”故事由此完成了從歷史傳記向神話小說的過渡，併為後者進行了人物和情節上的簡單準備。

　　堪稱《西遊記》粉本的，是刊行於元代的《西遊記平話》(以下簡稱《平話》)，可惜衹剩下兩篇殘文了，以上與《西遊記》的相關章節之人物、情節相比較，已無多大出入，不同之處主要是文字的多寡。例如《平話》中“夢斬涇河龍”約一千二百字，《西遊記》的相應章節約六千字，多出的文字幾乎全部用於人物刻劃和情節鋪敘上了。《平話》寫涇河老龍問袁守成問過雨日後，“辭退，直回到水晶宮”，僅八字，《西遊記》中的情節是這樣的：

　　龍王辭別，出長安，回水府，大小水神接著，問曰：“大王訪那賣卦的如何？”龍王道：“有、有、有！但是一個掉嘴口討著的先生。我問他幾時下雨，他就說明日下雨，問他甚麼時辰，甚麼雨數，也就說辰時布雲，巳時發雷，午時下雨，未時雨足，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我與他打了個賭賽：如果如他言，送他謝金五十兩，如略差些，就打破他門面，趕他起身，不許在長安惑眾。”眾水族笑曰：“大王是八河都總管，司雨大龍神，有雨無雨，惟大王知之，他怎敢這等胡言？那賣卦的定是輸了！定是輸了！”此時龍子、龍孫與那魚卿蟹士正歡笑談此事未畢，衹聽見半空中叫：“涇河龍王接旨。”

　　有研究家推測，《西遊記》的故事梗概，在元代的《平話》中，已基本完成，這個推測不無道理：

　　以儒、釋、道的外在角逐來看，是三教輪流坐東，以文化發展的內因而言，則學科交叉、互相影響，自古皆然，無時不然。那麼，以宋元道教的強勁輝煌，使它將餘光照耀於文學藝術的領地上，造就道教文學《平語》的應時而出，這併不奇怪，也不難理解，筆者把它放在《〈西遊記〉的道教之事》一文中專述。有研究家以吳承恩不備道教素養而否定吳承恩寫定《西遊記》，此說未從歷史中找原因～《西遊記》的道教骨架，本不出自吳承恩。

三、明代的“西遊”故事　

明代的“西遊”故事以《西遊記》為主，惡道情緒由吳承恩發出～代表了時代的憤悶！

明世宗崇道教，是當時最為敏感的政治焦點，它的惡劣影響，比其堂兄“正德皇帝遊江南”，更為甚之。中後葉的明朝，已經走向了衰微之路。

嘉靖廿九年，吳承恩以歲貢生身份入京候選，留居三載。對明代統治階段的腐化墮落，應當是有深刻印象的。吳在京投靠的是同鄉名宦李春芳。本“超擢翰林學士”，是因為善寫“青詞”而“大獲帝眷(寵信)”。“青詞”這種道教齋醮儀式上獻給“天神”的奏章表文，為明朝造就了多位“青詞宰相”，有明一代的“宰相之傑”張居正，亦在此列。這叫在鄉下苦誦儒經，凡十次鄉試，歷時二十年不得門徑的吳承恩開了眼界。

的確，吳是一個才子，一個“髻齡(童年)即以文鳴於淮”(《射陽先生文存跋》)的神童，在他年長之後，在其求官的生涯中，恰是“才情”給他帶來的“自矜”，窒息了他置身於官場人際之間的周旋力，但他又實在入迷，不忍離去，雖然他口稱仰羨“太白遺風”。在《風入松》(《射陽先生存稿》)中，吳承恩的失落情緒已十分明顯：“東華塵土撲朝衫，車馬鬧長安。先生箇裡無元分，黃紬(道服)暖睡穩茅庵”。句中活脫地展示了一個舊時自命不凡的讀書人，去觸摸政治時，那種眼高手底、不知所措的尷尬身影。在京三年後，吳承恩候選到的卑微官職是浙江長興縣丞。在這次政治實踐中，他可能真正地、清醒地認識到了，自己是那樣的不合群。即使此時，他還是生硬依舊：“雖貧杜甫還詩伯，縱老廉頗是將才”，他喃喃著，沮喪歸里，去整理《西遊記》了。“立言”是他晚年的無奈，那時節，他“泥塗困窮，笑罵遝至”(《祭卮山先生文》)。

明季是個出“浪子”的年代。歷史沒有成全吳承恩的仕途之夢，並且百般捉弄了他，為的是為文學上奉獻一位不朽者。老而彌堅，窮而彌篤，坎坷的人生，豐富的閱歷，使他的文筆格外老辣。個人的不平，時代的憤悶，一無保留地在《西遊記》中傾瀉而出，令胡適看後，連稱他～“會罵人”。不妨看一段，豬八戒在車遲國，把道教三清像推入“五穀輪迴之所”，又祈禱道：

“三清三清，我說你聽，遠方到此，慣滅妖精……你等久坐，也且暫下茅坑。你平日家受用無窮，做個清淨道士，今日裡不免享些穢物，也做個受臭氣的天尊。”

　　吳承恩對“道教迷”朱厚熜招引道士參政，“位列三孤”、大食民脂的種種劣跡，表達了多麼強烈的抗議情緒！明代的道教、道士究竟給社會帶來了些什麼，竟使吳承恩怒不可遏，轉而成嘻，稱為“妖精”呢？我們不去進行資料的堆積，僅從《明史》卷206《鄭一鵬傳》中，選其一篇“居諫垣中最敢言”的鄭一鵬呈給明世宗朱厚熜的報聞，我們就可以知道世宗崇道教，在那個多義事、多天災的時代，給國家、社會、民眾帶來的雪上之霜，是何其深重：

“禱祀繁興，必魏彬、張銳餘黨。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臣巡視光祿寺，見一齋𤤖食之費，為錢萬有八千，陛下忍斂民怨，而不忍傷佞倖之心。況天災頻降，京師道殣(餓死者屍)相望，邊境戍卒，日夜荷戈，不得飽食，而為僧道靡費至此！此臣所未解。”

　　這是面君之辭，又出自“性元直”者口，應該是記實之筆。京師尚“道殣相望”，民間自然更為淒慘。吳承恩的家鄉淮安，正是黃河在清咸豐五年之前的流經區域，吳承恩經歷的正德、嘉靖、隆慶和萬曆初年，旱水蝗蟲及瘟疫輪流肆虐著淮安；“赤地千里，殍殣遍道”(《古今圖書集成‧庶征典》)，“父子相食，道殣相望，臭彌千里”(《明史‧五行志一》)，“驚浪動天，覆舟傾屋，人畜流屍相枕”，“城中水深七尺，煙火盡絕(湖效謨《淮安大水紀略》，光緒《淮安府志》卷四十)。統治者置若罔聞，而且加緊“陪納”敲剝。同樣是“性元直”的吳承恩，終於罵人了。有明一朝，是個令人沒有胃口的時代，從它開國那天起，殘酷、猜忌、荒淫、昏庸的遣傳病因便代代陳襲，現在它已是病入膏肓，天地不容。一無所有的吳承恩連一線希望也沒有了，這時，他已經不再是熱情蓋過理智的年輕書生了，他是一個世故老人，“諷刺挪揄則取當時世態，加以鋪張描寫”，一套流傳了近千年的“西遊”故事，終於在吳承恩的筆下，又添加了一份現實主義情緒～針砭時弊。儘管它不透徹，或許還不對癥。

四、小結

　“說部之書……儒者不屑”。在中國古代，歷史的鏡頭從不正視那些寫小說的“粗鄙之人”或是“閑放之士”，他們的生平，史載甚少，所以《西遊記》的作者即使在魯迅考定為吳承恩後，也仍然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於是有人欲從小說的宗教思想中尋找新的發現。《西遊記》毫無疑問，具有崇佛思想，但以通篇觀之，作者的佛學造詣並不深厚，對於佛教經典目錄一些常識性的東西，也常常是誤筆時出，對此，魯迅、鄭振鐸都曾有過專門研究。其次，小說是以道教之事為依據改編的，但在吳承恩的有限的生平資料、遺文中，略無一些痕跡。況在清代，便有《西遊記》出自“仙師”之說。康熙丙子間陳士斌的《西遊真詮》、乾隆十三年張書紳的《新說西遊記》及嘉慶間道士劉一明的《西遊原旨》等刻本，皆以《西遊記》為元初道教龍門派開山者邱處機所著。但這種論調在清代已受到了駁斥：

　　吳雲巖家扶乩，其仙亦雲邱長春(邱處機)。一客問曰：“《西遊記》果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批曰：“然。”又問：“仙師書作於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動。再問之，不復答。知已詞窮而遯矣。然而《西遊記》為明人依託無疑也”(《閱微草堂筆記‧如是我聞》)。

清代紀昀的詼謔足使仙也遯矣，不知今日老調重彈，復指《西遊記》為“修道書”者，如可對答？關鍵是，一些持疑的研究家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小說的拜佛主題及其道教骨架，是在“西遊”故事的千年演變中逐步形成的，絕非簡單的一種“宗教中的那些反宗教現象”！一些從文史出發的研究家在考據其版本變遷的過程時，未嘗注意故事的思想情緒在悄然變化。又有一些從“哲學”出發的研究家，以萬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刊本《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遊記》及萬曆三十年閩建書林楊閩齋刻本《新鐫全像西遊記傳》列有“華陽洞天主人校”為由，疑小說係吳承恩的同鄉“好友”、當朝宰輔李春芳所撰。李春芳自號“華陽洞天主人”，這是一個典型的道號，而且因寫“青詞”受寵，似乎有能力完成這本道教文學了。但是，問題是《西遊記》中毫不遮掩的憎道情緒，“華陽洞天主人”敢以發泄嗎？他上邊坐的是一位喜怒無常的“道教迷”明世宗！但此疑卻為吳承恩寫定加工《西遊記》給出了某種意義上的證據：小說的寫定者，瞭解李春芳；小說的寫定者，借熟人名氣宣傳作品。而吳承恩都具備這些緣份！我們再來翻一翻《西遊記》吧，行者在車遲國奉勸國君：

望你把三教歸人，也敬僧，也敬道，也養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

　　這些思想，方是真正地合拍於吳承恩心中那個天真的夢。在鄉學、縣學乃至他一生中，所誦讀的主題不一直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嗎？他從乃父吳銳那裡受來的遺傳，不就是好議國事嗎？他不懂佛學，在他的筆下，釋迦是“妖精的外甥”(第七十七回)，在拜見佛祖的主旋律中，這是多麼的一個刺耳之音。他也不懂道教，那些道教的骨架原本就不是他創造的，但在一腔惡道的情緒下，他卻為那些乾巴巴的道教骨骼增添了豐滿的、充滿活力的文學血肉，竟使一對矛盾，共處在一起了。還有，壓根兒，他就沒有那份替釋道爭個高低的閑心，他渴望的是三教歸一，天下太平。

那些在歷史上為共同的一事做有貢獻的人，沒有機會握手、商榷，於是古典名著《西遊記》像一家祖傳老店裡的一鍋老湯，誰知道有多少掌勺的，在其中下注了多少風味？其實，傳統的中國文化中，如易學現象、哲學現象等，都是具有這一風味的產物，國人謂之“師承”，謂之“傳統”，它不像古希臘或西方，另辟蹊徑、另起爐灶者，比比皆是。

約而言之，“西遊”故事經歷了唐、宋元、明三個時期的演變。每一時期的成就是這樣的：

　　唐代的僧侶傳記，給出了“西遊”故事的引子，確立了崇佛思想。

宋元的《平話》，賦予了“西遊”故事的宗教色彩，建築了其道教結構。

明代的《西遊記》最具文學價值，多才多藝的吳承恩於此功不可沒，其次是它的社會批判意義，例如對統治者腐敗殘酷的揭露等等，這也是吳承恩的首功，所以，歷史不應該忘記他。如果研究者一味地在吳承恩的靈魂深處，為《西遊記》的三教關係找出頭緒，或是要從釋道衝突中，為小說再去苦覓作者，那實在是畫地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