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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世紀道教文化展望①

李剛(作者單位：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

　　新的世紀——廿一世紀已經降臨，我們正站立在新世紀的大門口，思索著宗教文化的前景與未來。世界的宗教文化何去何從?中國的宗教文化何去何從?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文化又何去何從?道教文化如何去迎接新世紀的曙光，給予廿一世紀的人們以精神財富，提供精神家園，滿足人們精神生活的要求，在新世紀全球經濟逐步一體化和文化格局多元化的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發揮應有的社會功能?令人深思，尤其值得道教界和道教文化研究者予以深切的關注！

　　對於未來的關心是人類所特有的。道教文化的未來前景究竟怎樣?我們不是算命先生，對於它的命運我們算不出來，但我們可以作些假說，或者說預測與展望。本文即試著從宗教社會學、宗教心理學的角度，對道教文化在廿一世紀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功能作一粗略的展望。

　　一、道教文化在廿一世紀扮演角色、發揮功能的前提條件是什麼

　　道教文化要想在廿一世紀更好、更充分地在社會歷史上舞臺上扮演角色、發揮功能，不是沒有條件的。這個前提條件是什麼?一言以蔽之，就是通過變革，實現古老的道教文化的現代化轉型，與知識經濟時代相協調，與當代突飛猛進的高科技社會相接軌，以新的青春面孔出現在廿一世紀，從而適應未來社會的發展和變動。

　　羅馬俱樂部的研究報告《人類處在轉捩點》指出：“目前，人類正處在轉捩點上，必須做出抉擇，是沿著老路繼續走下去，還是開闢一條新的道路。如果人類要探索新的發展道路，那麼必須對若干舊的觀念進行重新評價。”可以這樣說，道教文化也正是處在一個關鍵的轉捩點上，它是照老路不變走下去，還是另辟新徑，對其陳舊的、不合時宜的價值觀念加以揚棄，通過變革實現自身的飛躍、健康發展和創新，這是我們關心道教文化前途的每一個人所必須思考的。在廿一世紀的曙光初照之時，道教文化面臨著尋找新的發展途徑，存在著改革自身的需要，充滿著無量的希望和機遇。

　　從世界各大宗教的歷史看，它們歷經改朝換代、社會的巨大演變而生存下來並取得進一步發展，表明宗教有很強的適應社會變化的能力。道教也是如此，至今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經過許多朝代，隨社會的演進變遷而曲折發展，或盛或衰，生存到現在，其適應性之強是不言而喻的。這種適應性與其對自身的改革調整是分不開的，近兩千年來道教至少作了三次大的變革，一次是魏晉南北朝時代，一次是金元時代，一次是近現代以來(這一過程仍然在進行之中)。每一次改革都使道教文化再度煥發青春容顏，出現新的活力，更加生機勃勃，重新適應了社會發展變化的需求。道教能夠適應已經到來的廿一世紀並獲得拓展自身嗎?答案是肯定的。但一個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條件是必須進行自我調整，自我嬗變，對社會的急劇變動作出積極的回應，重樹自我形象，樹立與廿一世紀同步的自我意識，增加時代特色，只有如此，才能與廿一世紀相適應，才能得到更為充量的發展。那種所謂“以不變應萬變”的老調子不可能再彈下去了，唯有變才能通，而通泰才有道教文化的青春長在。隨著社會結構的變換、文明的進步而相應作出變革，是道教文化生命力旺盛的體現。道教文化演進到今天這一步，其傳統模式正面臨著廿一世紀的考驗和挑戰。怎樣與廿一世紀對話?怎樣關懷和參與廿一世紀的社會生活，在其中發揮獨具特色的影響和作用?要解決這些問題，沒有觀念上的轉變，思維方式的轉變，沒有組織上的革新，科儀上的創新等等，歸結到一點，沒有改革是不行的。

　　如果道教要進行自身的更新，如果道教文化要探索新的發展道路，尋找到新的機遇，從而溶入廿一世紀，適應廿一世紀，那麼首先就當直面當前所存在的問題並將其加以厘正。當前有哪些問題是急待厘正的?我們認為至少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文化素質和信仰素質都較低，隊伍良莠不齊，缺乏一批名揚海內外的高道，弘道事業後繼乏人。針對這一問題，應當首先抓教育，從文化建設、人才建設入手，普遍提高道教隊伍的文化品位，在文化水準普遍提高的基礎上，刻意培養造就出一批弘道傳法的人才，甚至從中產生大師級人物。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因此，人才的培養，高道的輩出，這是關係著道教文化興衰存亡的關鍵所在，決不能等閒視之！所謂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這對道教也是完全適合的。香港道教界湯偉俠先生提出“道化教育”的宏偉藍圖，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口號，值得我們予以高度重視。按照我的理解，“道化教育”不僅僅是用道德教化世俗社會，更重要的內容、更直接的任務是以道為教，教育培養出教內優秀人才。教內如果沒有大批人才，即使花費巨額投資把宮觀修得富麗堂皇，也是守不住的。此即《道德經》第九章所謂：“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因此，對道教來說，當務之急不是花大力氣、花大量的錢去修築宮觀，而是必須把主要的精力和物力投入到“道化教育”中去，培養出一大批教內的優秀人才，這才是當今道教迫在眉睫的大事要事。很可惜，目前在道教界內部能夠十分明確地認識到這一點的有識之士還不多，多數人只把目光盯在發展經濟、修建宮觀上，誤以為宮觀建設得越大、越多、越快越好，就可以給道教樹碑立傳，就可以使道教文化揚名百世。因此有些人在宮觀建設上互相攀比，你好我還要更好，你大我還要更大，不惜血本，捨得大投入，而一提到道教文化建設，諸如召開道教學術研討會，資助道教研究成果的出版，資助道教研究生、博士生的培養等等，則顯得猶豫不決，投入較少甚至於捨不得投入。誠然，修建宮觀，建設好道教自身的家園，給信眾提供一定數量、一定規模過宗教生活的場所，這是無可非議的。問題在於過度鋪張浪費，過度追求形象工程，過度講求形式主義，對於道教文化的真正弘揚從而使道教文化走向世界並無太大的幫助，反而造成一種錯誤的導向，就是見物不見人，忽略了隊伍的素質建設，沒有把人才的培養擺在首要的地位。

　　日本學者梅棹忠夫在其《文明的生態史觀》中把宗教觀念的持有者比喻為“帶菌者”，並指出宗教要流行，沒有這些帶菌者的傳播是實現不了的。②道教文化要想在廿一世紀的世界文化舞臺上站住腳，成為重要角色，在東西方廣為流傳，沒有這樣的“帶菌者”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高道”，肯定是不行的。而道教眼前所緊缺的恰恰就是這種“帶菌”的高道，能夠弘揚道法的大師。沒有善於講經說法的高道，在建構適應廿一世紀的道教信仰體系方面便無人去操作，新型的道教信仰體系的建構就會落空。而此種建構一旦落實，道教要在廿一世紀的宗教舞臺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種種努力便會付之東流。可見，面對廿一世紀的挑戰，道教徒自身文化素質和信仰素質的提高與完善至關重要，關係著道教文化的生死存亡！有鑒於此，人們在呼喚著一批高道大德的湧現。

　　(二)內部不夠團結，為了眼前利益和小團體利益而扯皮，組織內部人際關係緊張，搞窩裏鬥，不能同心同德、目標一致地去弘揚道教文化，使本來在宗教界就處於弱小的道教更為乏力，與其他宗教的發展規模相比之下明顯不佔優勢。這是自己削弱自己，自己挖自己的牆腳，自毀長城。實事求是地講，大陸和港臺兩岸三地的道教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團結、鬧內耗的現象。這嚴重地制約著道教的進一步發展，也有損於道教在社會信眾中的形象和威望。針對此，應當加強道風建設，樹立全局觀念，以和為貴，以道教發展的大局為重，促進組織內部的和合，培育一個良好的修道、弘道的人際關係環境。我們看道教的歷史，道風好壞和道教內部的是否精誠團結，與道教的興衰緊緊相連。因為團結就是力量，凡是道教團結一致的時期，道教都有很好的發展勢頭。如何搞好道教界的內部團結?只有樹立清靜無為、見素抱樸、知足不爭、功成身退、有容乃大、顧全大局等優良道風，才能有助於道士們提高自身素質和操行，團結合作沿著大道精進。搞好了道教界的內部團結，從而才能去更好地團結社會信眾，凝聚人心向道，從而樹立起道教文化良好的社會形象和威信，取得社會理解和支持，贏得更多的信眾。此外，只有道眾的團結，才能搞好宮觀的各項建設，使宮觀在友好合作的氛圍中正常運轉，並從中產生一些有名於世的大宮觀。從歷史的經驗看，這種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都取得輝煌業績的舉世有名的大宮觀，正是孕育高道大德、藏龍臥虎的地方。總之，道教應該協調好內部事務，處理好內部矛盾，求大同，存小異，步調一致地去面對廿一世紀。不僅大陸的道教要團結，香港的道教要團結，臺灣的道教要團結，更為重要的是大陸與港臺兩岸三地的道教要擰成一股繩，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了兩岸的和平統一，心往一處用，勁往一處使，以同一個聲音向廿一世紀的世界講話，顯示我中華道教精誠團結的巨大力量。

　　(三)信仰淡化或者說信仰不堅定，使命感失落甚至於根本就沒有使命感，導致對道教信仰體系認識不夠甚或毫無認識，道教常識也掌握不夠。更有極少數人入道動機不純，把入道作為一種謀生手段，帶有極其濃厚的功利主義色彩，因而入道後不務本業，專以追求孔方兄為目的。針對此，抓緊信仰建設，完善信仰體系，形成滿足廿一世紀信眾需要的道教教義，培養道教徒神聖的使命感便是不可或缺的緊迫任務。對極少數不務本業的人應勸說其還俗，或予以淘汰，否則其惡劣影響散佈開來，傳染到一批人，則後果不堪設想。明眼人都很清楚，如果不務本業就會失去道教獨具特色的存在，就不能保持其超越性，失去道教信仰的神聖性和純潔性，還談何在廿一世紀中發揮道教的種種功用！加強信仰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建設新的道經，整理好明代《正統道藏》以外的道教經書，搜集新出道經，編纂當代的《中華道藏》，留給後人一筆遺產。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符合現代人精神文明建設需求的道教教理、教義學。這是廿一世紀道教的一項重任，重任在肩，只有提升素質，堅定信仰，才能不辱使命。

　　(四)較為保守，開放不夠，包容心態不足，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封閉，尤其是在道教學術文化的建設上，與學界的互動步子邁得不夠大，對學界的支持力度也不夠大。這就給道教文化品位的迅速提升造成一些不利因素。應該說，歷史上的道教，秉承老子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教誨，以寬廣的胸襟呼吸著八面來風，吸取著種種養料，儘管被人譏稱“雜而多端”，但終究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信仰體系。佛教傳入後，又大膽學習佛教在理論、組織上的長處，採取拿來主義，使道教在理論思維、教理教義方面邁上了新的臺階，道教文化的品味一步一步提高。明清以來，道教漸趨保守封閉，丟失了早年的開放精神，面對西風歐雨，不再有當年學習佛法的勁頭，於是在理論上難以有新的建樹，更勿論建構適應時代需求的新的信仰體系。看來，在開放和資訊化的廿一世紀社會，道教應學會在開放中求得生存發展，打破封閉保守的心態，主動地與外來文化互相撞擊，互相對話，在相互競爭和對話中，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豐滿完善自己，再加上進一步加大力度與學界互動，攜手合作，道教文化之復興指日可待。

　　我們不是醫生，在此並非要給道教文化開處方治病，我們只是想站在旁觀者立場上給當局者多少貢獻一些清醒劑。但恐忠言逆耳，更有恨鐵不成鋼之心態，內心深處暗暗祝願道教文化革故鼎新，清除積弊，以嶄新的姿態勇敢地面對廿一世紀，大踏步走向未來，為廿一世紀的人類文明貢獻綿薄之力，為廿一世紀的社會祥和安泰發出一分光和熱。

　　二、道教文化在廿一世紀扮演何種角色，發揮哪些功能

　　在充分滿足了上述前提條件之後，可以料定道教將在廿一世紀的世界舞臺上登臺亮相，並且不僅僅是跑跑龍套而已，將要扮演更加主要的角色，發揮比上個世紀更多更重要的功能，產生世界範圍內的社會影響，這是題中應有之義。

道教文化之所以能在廿一世紀的舞臺上演出有聲有色的劇目，獲得一部分觀眾們的喝采，其原因在於經過革故鼎新的道教文化對於一些人的生活還具有某種特殊的意義，還有其價值存在，它並非是博物館陳列起來讓人參觀的文物和化石，它是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文化，人們從中還能找到某些醫治現代社會頑疾的妙方，它對解決當代人生問題不無啟迪意義。分析起來，廿一世紀的道教文化將扮演發揮以下角色功能：

　　(一)透過倫理建設以穩定社會的功能。

　　曾經有人講，中國宗教是社會安定的一個自我控制系統。可以說道教在歷史上也是如此，它的宗旨是要扶國保民，勸人為善，消災延壽，它具有協調社會的功能，凝聚和認同人際關係的功能。那麼，廿一世紀的社會中道教仍然能作為穩定發展的助力而非阻力麼?我們認為，在廿一世紀中，道教在一定範圍內仍將有助於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發展，促進社會整合，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道教文化講慈愛和同，貴生重死，濟世度人，倡導服務社會，造福人群，這就是其助力之所在。此種助力是透過其社會教化功能來實現的，具體地說，就是以其獨特的道德精神風貌來施加影響並努力促進廿一世紀社會的健康存在和良性發展。

　　上個世紀以來，中國傳統美德遭受重創，道德水準滑坡，乃至一些人患了道德冷漠症，嚴重者甚至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而“當社會失去了恥辱感時，腐敗就開始流行，什麼事都可能出現——這時習俗和法規不再受人尊重，平等導致了慫恿，卑鄙和妒忌取代了仁愛。”③這樣，在廿一世紀，道德重建便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然而道德重建不是玩空手道可以獲得的，它必須要有資源，否則即成無米之炊。中外學者都有人發現當代道德資源匱乏，現代人把倫理學變成一種純外在性的社會規範問題，而對人的內在心性理想、對人的生命終極走向缺乏關懷，由此不能為現代人提供充分有效的道德資源，不能料理和解決全部道德問題。此正如萬俊人的《宗教與道德之間：關於“信念倫理”的對話——論宗教作為一種可能的現代道德資源》一文所說：“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這種現代性規範倫理既難以滿足現代社會哪怕是最基本的道德生活需要，也缺乏足夠的文化解釋性資源，亦由於它自身固有的外在化特徵所致，使它無法洞察和切入現代人的內在精神世界和終極關懷問題”。④現代倫理的這種不足或許可由傳統宗教道德的某些因素予以彌補。道教倫理觀作為一種有特色的道德資源，其中精華的東西可以成為道德重建的結構成分，對道德下滑、道德冷漠症起到某些對治作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增進人們的道德修養，提高國民素質，改善社會道德風氣。

　　道教倫理的約束力不僅是一些外在的戒規戒條，而更主要的還是某種深層次的宗教心理活動，它能夠洞察和切入信仰者的內在精神世界，以此左右信徒的行為，使之成為社會的親和力，減少越軌和犯罪，對社會秩序起到一些積極的調節作用。道教經典當中所確定的基本道德規範，凝結了中華傳統文明發展的部分成果，這些成果可以為廿一世紀的道德重建工作服務。而道教神仙人格的魅力，在信徒心目中那就是聖人和先知，是光輝的道德典範，給信眾以安身立命的力量源泉，令他們肅然起敬。內藏寶物的經典與高尚的神仙人格就是道教發揮社會教化功能不可或缺的道德資源。

　　道教倫理的核心是勸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而其規勸的特徵則是把行善和人的生命聯繫起來，形成一種生命倫理學，此即道教獨具特色的倫理價值觀。道教生命倫理學以“勸善成仙”為主題，解決人的生命存在、終極關懷問題，是其出發點，又是其目的地。在道教看來，人要想長生成仙，取得不死的資格，除了修煉生命，或外丹或內丹煉養之外，首要的就是在道德上行善去惡，即所謂“長生之本，惟善為基”，⑤“入善為生，為惡而死”。⑥生命存在的長短和生活質量的高低都與人的善惡行為有關，而善惡產生的淵源得從心性上去找，只要找回人失落的“天性”，心不為外色所動，善就伴隨著人的生命，生命即可獲得永恆。道教生命倫理學把人的行善去惡變成一種自由的內心情感，使之出於主體的自由，而不僅僅是被外在壓力所逼迫。儘管有外在神的監視，但最終是要形成個人的發自內心的自覺自願行善，只有這樣才能“成仙不死”。基督教以外的最高神——上帝來公正地審判萬民，道教生命倫理學則除了設立外在神的審判，還講求內在心性的自我審判，是他律與自律結合的倫理學。總之，道教生命倫理以個人的生命存在價值和意義為出發點，要人通過為善去惡，提高生命的質量，延長生命的時間，最終為人的生命尋找到一個光明的、充滿希望的歸宿。這樣的道德觀作為廿一世紀道德重建的資源之一是具有開採價值的，當屬道德重建大合唱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聲部。人們聽到這樣的聲音，當會為了珍惜生命、獲得永恆而做善事。而如果人人盡皆行善，社會還能發生震盪麼?所以我們說道教透過其生命倫理學將為廿一世紀社會的和諧穩定奉獻一分能量。

　　(二)反戰止殺，維護世界和平。

　　道教追求長生成仙與強烈地反對戰爭是連在一起的，道教經典中不乏反戰的言論，因為戰爭狀態下生靈塗炭，生命朝不保夕，何來長生可言?所以道教是堅決反戰的，歷史上，曾經有丘處機勸導成吉思汗止殺的美傳。1993年中國道教界在北京舉行羅天大醮，這是一場大型的和平祈禱法會，為生命祈禱，為世界和平祈禱。綜觀道教的歷史表現和現實表現，我們堅定不移地相信，在廿一世紀，道教將為緩和世界緊張局勢，消除戰爭因素，維護世界和平，維持世界的穩定發展而竭盡全力奔走呼號，將發揮它應有的反戰止殺作用。

　　(三)增進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交流。

　　廿一世紀的世界文化將是多元並存的格局，互相交流、學習、融彙，互為補充，國際間的文化交流必將大為增加。道教作為中國文化的土特產品，將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友好使者出訪世界各國，進一步加強人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理解，從而促進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融彙貫通。

在歷史上，道教就曾作為中國文化的種子傳播東亞，比如唐代朝廷派道士攜《道德經》前往高麗宣講，而新羅國也有金可記前來中國作道士，對於促進與鄰邦的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這是為歷史已經證明的。上個世紀以來，在國際範圍內又掀起道教文化研究熱，已多次召開國際研討會，道教文化借助於學術的機緣，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個性、靈氣，迎接著四方賓客，八面來風。從道教文化的自身發展來說，閉門造車是不可取的，道教將不再與世隔絕的存在，而是要加強與世界各宗教的聯繫，建立友好交流合作關係，建立對話關係，在交流和對話中學習他人之長處，豐富自己，完善自己，走向世界，取得更高程度的世界性影響。總之，不論從哪個角度看，道教文化在廿一世紀對於擴大中國的國際交往，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促進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加強海外華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

　　臺灣道教界曾經有人提出以道教文化來統一中國的理念，主張未來海峽兩岸實現和平統一大業的紐帶應當是道教文化。儘管這一理念不無商榷之處，但我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這樣說：道教文化無疑是在促進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中將會發揮其獨特的文化紐帶作用，把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在文化心理、風俗習慣上緊緊連接起來，形成事實上割裂不開的狀態。這是道教作為中華民族本土的傳統宗教，作為“中國文化根柢”的價值魅力之所在，是其他宗教文化所取代不了的。在臺灣，民眾信奉道教的人是不少的，道教文化已經浸透到尋常百姓家的生活方式當中，成為許多人的精神支柱。因此，道教文化可以作為我們對台統戰工作的手段之一，在海峽兩岸和平統一進程中起橋樑作用。這是一條跨越和接通海峽兩岸的共有文化的橋樑，這是一條通過傳統文化來鋪設和平統一之路的橋樑。道教文化在海外華人中也佔有相當可觀的市場，頗具影響力，信仰人數比較多。弘揚道教文化，對於進一步強化海外華人對中國本土的親和力、向心力，對於加強海外華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都有其不可估量的意義。

　　(五)啟迪化導人生，調節信仰者的情感心理，淨化他們的靈魂。

　　人們越來越清醒地看到，當代社會人生病態甚多，諸如人際關係隔膜，孤獨症，自我心理緊張，精神空虛，理想貧乏，人格認同的困惑，人的本性迷失，捲入物欲漩渦，隨物流轉的異化狀態，等等等等。這些病態正延續到廿一世紀。

　　有人把當今時代存在的人生困擾、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戰爭威脅等問題歸結于科技的高發發展和物質生活的富裕，這種看法值得商榷。實際上科技是由人來操縱的，如果人類自身病態多，持有的僅僅是追求物質萬能的片面價值觀，那麼人類自身的問題不首先予以解決，這些問題是得不到解決的。人自身的不完美，使人的精神素質遠遠不能適應現代科技發展的方向，現代科技文明只有在精神品格、道德情操十分高尚的人制導下，才能更好地造福人類社會，否則將可能異化為危害人自身的大魔頭。因此，廿一世紀的和平發展、人類進步取決於人的自我完善，攻克人自身的病態，解決人自身異化的問題。在這方面，道教文化有它獨具魅力的優勢作用，它可以給需要它的人們提供精神信仰，安頓信眾的精神家園，也可以教給信徒們修持生命、淨化靈魂的可操作的道術。道法與道術將給廿一世紀的道教信仰者提供解決生存問題的智慧，使他們擁有一個充實美滿的人生。

　　廿一世紀，人們的生活將更為豐富多姿，其心理需求和信仰需求也會顯現出更多的層次和側面，是科學和理性所無法完全予以滿足的，人們的心靈慰藉有一部分還需要從宗教中去尋找。廿一世紀的社會生活節奏將更為加快，社會演變的動盪無序，使得人心更難以穩定，浮躁不安，出現心理迷茫和失落，並伴隨著不安感。我們已經知道，宗教對於人的情緒、心態有一種較強的調節、控制功能，可以對人進行心理治療。具體落實到道教來說，到廿一世紀，它仍可滿足信奉者的心靈祈盼和渴望，給他們提供一種自得其樂的心理家園，安撫創傷的心靈，消解在激烈的社會競爭當中所產生的緊張的心理壓力，使他們在處世當中榮辱不驚，處以泰然，真正獲得心靈的解脫，靈魂的淨化。道教有一整套心理煉養的理論和切實可行的心理治療術，這樣一些寶貝還埋藏在浩如煙海的道教的典籍中，相信對它們的開發不僅將有助於信徒而且也將有助於一般人的不斷超越自我，完善自我。而信徒之間基於宗教情感上的心靈溝通，也將加強人與人、人與社會的聯繫，克服孤獨感。

　　無休無止的物質欲望正在使人迷失理性，如何召喚回人的理性，淨化人心，保護好人的心態環境，化導信眾們的人生走上坦途，這是廿一世紀道教文化的神聖職責。

　　(六)道教那種尊重自然、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智慧將為廿一世紀的環境保護工程出謀劃策。

　　近代以來，西方文化中那種人與自然二元分離的思維方式普遍為人們所運用，“征服自然”、“戰勝自然”成為流行的口號。“人類取得了如此偉大的成就，以至於‘人定勝天’被認為是理所當然，人類今天又遇到了新的危機，證據表明，這次人類的對手還是大自然。大自然並未被征服，而是更加難以捉摸，更加難以對付，這是人們未曾想到過的。”⑦人類更沒有想到過的是，意欲征服自然還帶來環境的嚴重污染，生態失去平衡，臭氧正在減少，人類所賴以生存的地球母親飽受創傷，人類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面臨因生態環境惡化所帶來的如此多的問題和壓力。

　　面對這一“生存還是死亡”的選擇，人類需要東方古老的生態智慧，其中包括道家道教的生態智慧。西方的有識之士對此已有充分的認識。物理學家卡普拉《轉捩點——科學、社會、興起中的新文化》一書認為：“在偉大的宗教傳統中，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和最美妙的生態智慧的表達之一。它強調本源的唯一性和一切自然與社會現象的能動本性。”⑧歷史學家湯因比則指出：“東亞人對宇宙的神秘性懷有一種敏感，認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敗。我認為這是道教帶來的最寶貴的直感。……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種必須和自然保持協調而生存的信念”。⑨的確，道教認為人與自然是有機的同構互感整體，人與自然應和諧相處，對自然界的開發應遵守某些道德準則，對大自然應抱有深切的倫理關懷，應充分認識自然界的規律，否則反其道而“妄作”，勢必危害人類自身。作為小宇宙的人和作為大宇宙的自然，相互在不斷地進行物質能量交流，這種交流一旦被人為破壞，失去和諧平衡，那麼人是得不到安寧的。當代生態平衡失調的問題，以道教的眼光看，實際上就是由於人忘記了自己與自然之母的生身關係，以為可以隨意從母親身上攫取自己需要的東西，而不顧及母親身體所受的傷害。在道教看來，人和自然萬物之間存在因果報應關係，人與宇宙萬物是互相感應的，感應的基礎是人和萬物都有靈性，人與物資訊相通。比較起來，人是萬物中最有靈性的，他屬於自然，又區別于自然，但人必須依賴自然界而生存，故人當愛護、尊重、敬畏自然。

　　地球生命是個整體，人與自然萬物不可分割地存在於同一生態環境中。在人類面臨新發展，在已經到來的廿一世紀進程中，道教關於尊重、保護、歌頌自然的人天觀和生態智慧，發人深省，對人類解決生存危機是有其參考價值的。

　　(七)對廿一世紀科學尤其是生命科學的啟迪和善導。

　　道教對自然、對人體自身的探索，產生了一系列中國古代的科技成果，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道教含有古代的科學成份，為中國古代的科技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道教的原始科學主義可以與當代科學相接通，從而建構新的科學殿堂。事實上，已經有一些當代自然科學家在道教中發現了與最新科學之間的某種相似性，並運用聯想方式來解釋當代科學所面臨的新問題。比如在當代科技的理論危機中，一些著名科學家都借用“道”的理念重新建構科學理論模式。日本的湯川秀樹認為物理學的發展，不斷更新了“道”的觀念，在探索最新的物理學概念的過程中，老子的“道”會獲得非凡的新意。美國物理學家卡普拉認為，“道”與現代物理學中“場”的概念十分相似。可以說，“道”對於當代化學、物理學、宇宙學，尤其是人體生命科學，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道教對於老莊之“道”的詮釋作了許多創造性的發展，豐富了“道”的內容。可惜的是，當代科學家只注意到道家之“道”，而道教所演化發展的生命之“道”尚未被當代科學所充分開發運用。相信在廿一世紀，從中可以探到不少寶藏，帶給未來科學以新的財富。

　　道教十分重視生命，自古以來道教關注科技的目的就是延長人的生命。在生命問題上，道教高揚人的主體能動性，強調“我命在我不在天”，依靠人的自我修煉改變生命存在的數量與質量。道教依據“道”的生命法則，提出“生道合一”，認為修煉者如能與大道相合，則將超越生死之限，使自我生命具有不朽的價值。廿一世紀，人們會進一步在道教中發現對長壽之道有價值的東西，特別是它的某些操作方法如氣功、靜養功等。“仙道貴生，無量度人”，⑩這應當成為廿一世紀生命科學的一個口號。人們已經預測，生命科學將是廿一世紀的顯學，而長壽學將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追求長壽是人的的本能，道教以之作為突破點，試圖為人類在信仰上提供一套生命永恆不老的“道”，把人的生命價值神聖化，這就為未來生命科學提供了某種獨特的信念上的動力，而道教仙術也為生命科學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實證方法。

　　在《展望廿一世紀》中，湯因比曾經講：“人類的力量越大，就越需要宗教。就科學的應用而言，如其不受宗教的啟迪和善導，科學就會被用於滿足欲望。這樣的話，科學就會極有成效地為欲望服務，因而必然導致毀滅的結果。”⑴這一警告並非虛張聲勢嚇唬人，我們如果不合理節制我們那永遠填不滿的物欲，一味利用科技來滿足情欲，的確總有一天會走進死胡同，走上窮途末路。道教所強調的節欲知足，是不是會給廿一世紀的科學發展一些有益的啟迪和善導呢?

　　(八)推進廿一世紀中國旅遊經濟的繁榮，拓展福利慈善事業。

　　自古以來，佔據眾多仙山的道教便與旅遊結下了不解之緣，不少道教的名山宮觀又是我國歷史上的旅遊勝地。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道教文化更成為旅遊經濟的寶貴資源，並因此而給旅遊經濟的發展注入了一股活力。不少宮觀往往成為某種特殊的旅遊實體，從事旅遊業的收入成為這些宮觀的重要經濟來源。儘管從事旅遊活動並非道教的主業，只是其為求生存發展的一種副業，但在客觀上則促進了中國的旅遊經濟繁榮，並且創取外匯收入。可以預料，在廿一世紀，道教的名山宮觀仍將是旅遊的熱點所在地，道教文化作為一種獨具特色的旅遊資源仍將受到人們的青睞，它在旅遊經濟中所發揮的功用將越來越受到重視。

　　當然，道教從事包括旅遊在內的經濟活動並非為了賺錢發財，除了維持其自養，多餘的應當回饋給社會，進行社會慈善活動，開展救濟工作，諸如建設希望小學，救助災區及貧困地區的老百姓，幫助殘疾人等。如1993年道教界在北京白雲觀舉辦羅天大醮，所收入的100萬元即捐贈給了希望工程。而港臺地區的道教界也舉辦了多項慈善事業，諸如實行義診，設立安老院，到內地捐建希望小學等，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相信在廿一世紀，隨著道教文化的繁榮興盛，道教經濟實力的日益雄厚，道教將在推進福利慈善事業，消除貧困等方面發揮更積極的功用。

　　以上對道教文化在廿一世紀扮演角色、發揮功能的預測不能說是全面而無遺漏的，究竟如何，還需我們拭目以待。然而我們深信，復興和發揚以道教信仰體系為核心的道教文化，使之在廿一世紀中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促進中國的繁榮富強和國泰民安發揮更大的助力，這是廿一世紀中國道教的使命。我們祝願它不辱這一神聖的使命！我們相信：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存在，道教文化將伴隨著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復興，中華民族的這一傳統宗教將會在廿一世紀走向世界，成為世界宗教。讓我們為了這一宏偉目標而努力奮鬥吧！

注釋：

①中國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第9頁。

②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235頁。

③(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215頁。

④收載《東西方宗教倫理及其地》，中央編譯出版社第110頁。

⑤《墉城集仙錄》卷一。

⑥《太上老君戒經》。

⑦《人類處在轉捩點》第18頁，中國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

⑧轉引自佘正榮《生態智慧論》第9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⑨《展望廿一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第287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⑩《度人經》。

⑴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