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蓋建民教授

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

當前國內學術最熱門的一個話題就是“三大體系構建”，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構建。關於道教學術研究與文化自信的關係，筆者認為是個大問題，我們現在提倡文化自信，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找尋到文化根基，鑄造文化魂魄，即所謂尋根鑄魂，並把文化自信建立在這個根基之上，這才會逐漸形成富有內涵的不可動揺的自信力。通常所謂的文化自信就是要彰顯中國本土文化的自信心。

一、如何做到文化自信？

筆者以為，要做到文化自信首先要做到學術自信。一般認為，中國宗教學研究起步于二十世紀初，在迄今為止百餘年的發展歷程中，經歷了複雜的階段性變化過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與發展。正是經過了百餘年的學術積累，在本世紀初，學者們圍繞“是否有可能形成宗教學研究的中國學派”“中國學派的理論自覺”“中國學派的特色”“中國宗教學研究的獨特問題”等問題展開了富有建設性的深入討論，標誌著中國宗教學研究領域開始形成構建“中國學派”的理論自覺。面對時代的進步與社會的變遷，學者紛紛關注這一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由於道教研究不斷出現新氣象，近年來我們也大力宣導構建道教研究的“中國學派”話語體系，提煉出具有中國特色的道教研究新範式。

在中國道教研究領域中，構建“中國學派”話語體系、提煉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研究範式這一觀點的提出，是以對道教學研究的百年歷程的系統回顧與學術反思為基礎的。就學術自信而言，道教的學術研究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但是經過持續積累和幾代學者的不斷努力，已經出現了許多新氣象。

二、當代中國道教研究出現哪些新氣象？

筆者以為當代中國道教研究的新氣象，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首先，在學科建設上：從“偏門”、“險學”到“顯學”；從“一枝獨秀”到“百花齊放”；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從“單一視角”到“多元整合”；從“宏觀敘事”到“微觀實證”；複次，在中西比較上：從“模仿追趕”到“並駕齊驅”；從“相互漠視”到“相互借鑒”再到“本土立場”。

 當前中國道教研究的學術熱點，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四個領域：

①區域道教與地方道教研究；

②宗派、教派研究；

③地方道教法術、科儀與社會生活互動研究；

④道教思想與文化現代性研究。

而對於今後中國道教研究亟需加強的領域以及未來發展方向的前瞻，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①重視道教與民間宗教和民間信仰的關係研究；

②強化道教神仙信仰以及道教教義學研究；

③明清、民國的道教文獻收集整理和近代化研究；

④大資料時代下的道教文獻收集整理與資料資訊化；

⑤注重多元研究方法的並用與視角的轉換提升。

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的時代背景下，通過對百年中國道教研究歷程的科學回顧反思，結合我們對當今中國道教研究現狀和未來發展方向的判斷，我們可以認為：提出構建道教研究的“中國學派”話語體系，推動中國道教研究在西方宗教學話語體系下朝本土化、中國化方向上的範式轉化，不只恰逢其時，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同時還是未來中國道教研究的必由之路。有學者指出：“學派是學科與學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當前中國道教研究的發展狀況下，構建中國道教研究的“中國學派”話語體系正當其時。

三、構建道教研究"中國學派”話語體系有何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

從百年中國道教研究學術歷程的梳理總結，進而提出“中國學派”話語體系建構問題研究，具有深刻且重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

首先，就中國道教研究本身來看，百年中國道教研究學術歷程與“中國學派”話語體系建構問題研究有助於推動中國道教研究的根本性範式轉變，為中國道教研究提供新的發展方向與學術增長點。眾所周知，我國的道教研究起步較晚，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一直跟在日本學者、歐美學者後面亦步亦趨。而這些西方漢學家的道教研究是一套有主導性語境的話語系統，即西方的學術傳統。他山之石固然可以為我們所借鑒，事實上，這幾十年來我們的道教研究也一直在汲取西方的成果。但是，中西方文化之間固有的深刻差異也是不容忽視的。

近年來，道教研究慢慢地呈現出一種“在地化”“本土化”的趨勢，因為道教原本就是本土的。因此，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我們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構建一個自己的主導性語境。這種中國本土主導型語境的構建，不僅是真正形成“中國學派”、發出“中國聲音”的前提，同時也是我們從事道教學術研究的學者們共同的努力方向。

作為從事道教學術研究的專業人員，我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中，要樹立一種自覺的研究意識，即要在嘗試構建這種道教研究中國本土主導性語境的前提下，提煉我們自己的核心概念，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範式，從而推動中國道教研究的根本性範式轉變。

其次，有助於為建立中國氣派的宗教學理論體系提供素材，推動建設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宗教學理論。我們現在的宗教學理論是源自西方的，是西方文化傳統孕育出來的一個文化門類。西方的繆勒在一百多年前提出了科學的宗教研究的方法，宣告了宗教學這個學科的誕生。但是，他宣稱的宗教學主要是建立在西方宗教研究的基礎之上的。雖然有一些東方宗教的資料供比較研究，但基本上還是以西方宗教的研究成果為主導的路向。眾所周知，東西方宗教確實有巨大的差別。

因此，從學理上也應該存在一種東方宗教學理論，或者說是中國宗教學體系。中國宗教學體系應該是在研究中國宗教現實問題和歷史問題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宗教學原理。構建道教研究的“中國學派”，實際上就是為建立中國氣派的宗教學理論體系提供素材。中國氣派的宗教學理論說到底是在具體的宗教現象研究的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普遍規律。也就是說，我們構建本土特色道教研究的話語體系，可以為未來一個更大的目標——即構建一個中國氣派的宗教學理論體系——提供有力的支援。

再次，就宏觀層面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來說，有助於推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話語系統和範式轉型提供實踐和學術經驗。同時，開展這一研究工作，有助於理解中國本土的宗教諸多理論與現實問題，為國家制定宗教政策與決策提供學理支撐。構建道教研究的“中國學派”話語體系，是從中國道教現狀出發的，不僅僅是立足於中國道教學術研究，也是出於中國本土道教現狀的現實考量。目前的道教研究處於西方宗教學話語體系之下，並不適用於回答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教理論與現實問題。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有助於加強我國文化自信，有助於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構建中國道教研究的“中國學派”話語體系，是當前道教研究領域加強學術自信的必要條件。我們通過對百年中國道教學術史的回顧總結梳理，提供構建“中國學派”話語知識體系的實踐經驗，有助於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來自本土學術研究的可貴經驗與實際案例。道教的歷史文化資源包含豐富的中國文化原創性的內容，我們可以在學術研究上建立自信並達到文化的自信，這對於積極回應和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的系列重要論述精神，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