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生活道教”與愛國主義
章偉文：中國道協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在讀博士 張繼禹先生在《中國道教》2000年第1期的特載《祝福你，新千年》中，提出了“生活道教”的主張。認為道教的教義思想中包含著許多生活的哲理，對當代人的生活有積極的啟迪意義。提倡“生活道教”，就是要將古老道教中的文化精華和當代人的生活緊密結合起來，將道教的精神、道教的智慧從各個方面貫徹到人們的生活中。一方面給人們提供一種生存的智慧，引導人們妥善處理好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從而獲得圓滿的人生；另一方面也使古老道教在立足於生活、利益於生活、圓融於生活的過程中，不離生活又昇華生活，從而使自身得到更新和發展。“生活道教”的內涵是非常豐富的，本文擬對“生活道教”及其與愛國主義的關係作一簡要分析，以期發掘其中的積極內容，為社會服務。 一、道教是一種信仰，更是一種生活 張繼禹先生認為，道教是一種信仰，更是一種生活。確實如此，關注生活、貼近生活始終是道教一貫的優良傳統。從道教史的發展看，早期道教便具有民眾宗教結社的性質，以救災、濟貧、療病、勸善為宗旨，道眾以勞苦民眾為主體。它仿照漢代的行政制度，吸收民間巫鬼道建立起較為完整的宗教教團制度，有較濃的宗法政治的色彩。陸修靜《道門科略》謂：“天師治治置職，猶陽官郡縣治理民物。奉道者皆編戶著籍，各有所屬。”葛洪《神仙傳·張陵傳》謂：“陵與弟子入蜀，往鵠鳴山，得正一盟威之道，能治病，百姓奉之為師。弟子戶至數萬，即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長官。並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輪出半絹器物紙筆樵薪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陵又欲以廉恥治人，不喜施刑罰，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以來所犯之罪，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複犯法，當以身死為約。”早期道教組織的這種宗法政治的色彩，和一般的宗教有所不同。它除了是一個宗教(即道教)信仰者的團體之外，更是一個聚合社會階層的、能協調各種社會關係和行動的組織，這個組織的結構及功能隨著當時社會形式的變化而不斷發展，直接具有社會管理的職能，這便超出了一般的宗教團體的功能。因而，從一產生，道教就顯得更為世俗化，也更貼近生活。 此後的魏晉神仙道教，以長生成仙作教旨，到南北朝時期發展為成熟的教會式宮觀道教。隋唐時期，道教經過國教化的階段，同中國的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融為一體。這兩個時期的道教除了同樣具有上述早期道教和宗法政治的關係聯繫密切的特點之外，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即這兩個時期的道教，因其價值準則、儀式和組織已趨於成熟，其文化對當時社會的影響也進一步加深。文化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它對民眾的心理、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的影響，即對民眾既有的行為習慣、風俗的反應、修正或改造的過程。這兩個時期的道教，或提倡齋戒建功，或辨析玄理、持清靜無為之旨。都深刻地影響到當時的社會生活。例如，葛洪就認為，成仙必須積德。“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① “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②道教的這種勸善倫理，對於勸導人們棄惡揚善，形成良好的社會風俗是積極有益的。又魏晉時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社會風習，其形成也跟道教的有關教義有關。當時，由於漢王朝推行的禮法制度越來越繁瑣，越來越成為形式的東西。講仁義博施的人，往往在那裏赤裸裸地追求虛名；倡導禮儀的人，毫不掩飾地爭權奪利；所表彰的一些所謂的忠信的人，往往是一些假名節之士。道教認為，對於這些“仁義”、“忠孝”等“下德”應該重新估價，應該看到這些形式的局限性。補救的辦法，便是以“無為”作為推行禮義的根本。道教“無為”的文化傳統對魏晉時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社會風習的形成無疑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宋、金、元時期興起的全真道還超越了神仙道教的長生不死之說，認定仙人就是體悟得道的人，神仙為人所做，人與神仙並沒有質的區別。修道就是尋找真實的自我。是向人的自然本性的複歸。這是以另一種方式更進一步地貼近人的生活。所以，綜觀道教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道教自始至終都是與人及其“生活”密不可分的，關注人的生活，貼近人的生活是道教產生、演變和發展的動力及基礎。 如果我們再考察道教的教義思想，也可以看出道教與人的“生活”是相即不離的。“生活”是人為了生存和發展而進行的各種活動的總和。其中，生命的保存和生命價值的實現，是它的一個重大的問題。而道教是特別重視生命價值的宗教，一般宗教均認為人世是多災多難的，人世即苦海，人生是在苦海中掙扎，誘導苦難者把對幸福的嚮往寄託於彼岸天國，企圖靈魂得救、來生幸福或進入永遠極樂的境地或天國。而道教的人生觀與此則大不一樣，認為能生活在現實世界是一種樂事，死亡才是最痛苦的，因而它樂生、重生。道教教義中重視生命價值的特點，是其貼近生活、溶於生活的一個重要表現。除此之外，道教還有很多的教義思想也與“生活”息息相連。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態智慧，清靜寡欲、淡泊名利的修養學說，慈愛和同、濟世利人的社會美德，推崇黃帝、護國愛民的愛國傳統等等，都是這樣。例如，《道德經》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引申開來，道教的教義認為，尊重生命，善待萬物，是大道本身所擁有的普濟救世美德的最好體現。因此，道教要求人們愛及昆蟲、草木、鳥獸，愛及山川河流，愛及日月天地，不要無辜傷害任何生命。這個觀點對於維護生態平衡、保護人類生存、生活的生態環境是有重要的意義的。又如道教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修養學說能淨化人們的心靈，減少人際關係的磨擦。而其行善積德、濟世利人的教義，既是道教徒自我約束的倫理規戒，更是社會倫理道德的重要組成內容。從上述道教的主要教義思想，也可以看出道教直接關注著人們的社會生活，是和人的“生活”相即不離的。 總之，從道教的形成看，道教始終以利益社會、關心人生、精神昇華作為宗教修養的目的。從道教的教義看，它也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另外，它的外在教團組織與宗教制度，也均具有與我國宗法社會緊密聯繫的屬性。因此，提倡“生活道教”，認為道教既是一種信仰，更是一種生活的觀點，是切合於道教發展的實際情況的。 二、“生活道教”的理念必然導向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是源自於生活的一種高尚情感。愛國主義這種感情的源頭從人們同國家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關係中湧出，在社會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是人們的需要同國家的依存關係的一種特殊反映。每個民族的愛國主義情感首先是這個民族的主體即人民同其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也是同其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人們對自己生息和活動於其中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一種“自我情感”，正是愛國主義基礎的具體化表現。 道教是孕育、流傳、發展於我國的宗教。道教的教義，具有濃厚的中華宗教觀念及傳統文化的色彩；道教所弘揚的規戒科禁，亦即宗教道德，與中國主流的傳統倫理道德是相符的；道教的儀法，也基本是基於我國歷來所重的宗法的禮儀形式。道教禮儀和文化對中國人的心理和社會行動的重大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道教從內在的義理到外部的表現形式，都跟我國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也與我國的社會文化傳統密切相涉，正由於道教有重視“生活”的傳統，能深入並溶於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道教中人生發出“愛國憂民”的情感、道教教義中蘊含有愛國主義的精神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早期天師道，便推行平等便民的政治，企圖解除下層人民的疾苦，為群眾造福。《太平經》也提出“忠君”、“孝親”的口號，認為“子不孝，則不能盡力養其親；弟子不順，則不能盡力修明其師道；臣不忠，則不能盡力共事其君。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古代的所謂的“忠君”或“愛民”跟“愛國”基本是聯繫在一起的。所以，倡導“忠君”、“愛民”在當時可以算作是一種愛國情感的流露。魏晉南北朝時期，寇謙之、陸修靜重視齋戒儀範。陸修靜《道門科略》說：“太上老君……故授天師正一盟威之道，禁戒律科，檢示萬民，……使民內修慈孝，外行敬讓，佐時理化，助國扶命。”認為內持齋戒，外持威儀，便能“佐時理化，助國扶命”，達到“道化宣流，家國太平”的目的。這種將道教修持與“助國扶命”、致“家國太平”相聯繫方式，也是道教愛國主義的一種表現。宋元間，在江西西山玉隆萬壽宮，有“淨明忠孝道”，簡稱“淨明道”的興起。“淨明道”教義中最主要、最突出的內容，就是強調修道必須忠君孝親。在當時強敵壓境、國家處於危急的形勢下，忠君孝親，是具有愛國意識者捍衛家國的一種方式。 在近現代，道教界因關注國運、民生而更為入世、更為生活化了。在其“生活”化的過程中，又因其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因而在國家、民族遭受侵略的生死存亡之際，其愛國熱情表現也更為強烈。近現代道教界的愛國主義的典型人物和事例是層出不窮、不勝枚舉的。在教義方面，也出現了很多關於愛國主義的論述、主張。如陳攖甯先生根據道教重術的特點，提出了“仙道救國論”，希望在當時的那種環境下以“神通”來使中國擺脫任人宰割的命運，以救世人、救國家。在《答錢心君七問》一文中他說：“現在這個時代，是動真刀真槍的時代，不是弄筆桿子時代，說得好聽，沒有用處，必須要做出一點實在功夫，方足以使人相信。你若要救國，請你先研究仙學，等到門徑了然之後，再去實行修煉。等到修煉成功之後，再出來做做救國的工作。”在《致廬山某先生書》中，他又說：“修道學仙，誠為美事；但值國家多難，正乃志士效力之秋。……獨善其身，已非今日大局所容許”，所以他勸人“暫圖世務，靜待良時”(同上)反對脫離現實生活，在國難當頭時消極遁世的做法。在主張以仙道救世救國的同時，陳還提出一種“道教文化救國論”。在著名的《論〈四庫提要〉不識道家學術之全體》一文中，他尖銳地指出了文化宗教侵略的危害性，並且認道教為中華民族精神之所寄託。他說：“須知信仰道教，即所以保身；弘揚道教，即所以救國，勿抱消極態度以苟活，宜用積極手段以圖存，庶幾民族尚有復興之望。武力侵略，不過裂人土地，毀人肉體，其害淺；文化宗教侵略，直可以奪人思想、劫人靈魂，其害深。武力侵略我者，我沿能用武力對付之；文化宗教侵略我者，則我之武力無所施其技矣。若不利用本國固有之文化宗教以相抵抗，將見數千年傳統之思想，一朝喪其要基，四百兆民族之中心，終至失其信仰，禍患豈可勝言哉！” ③他主張以傳統的道教文化抵禦外來文化的侵略。表現了一個道教知識份子救亡圖存的愛國熱忱。另外，民國初期於北京發起成立道教會提出的“入世救國論”。也充分顯示了道教界的一些有志之士在當時國家衰弱的情況下，積極“入世”，對運用道學，振興中華，造福人類的決心。道教會突出了道教的治世功能，“是出世法即為入世法”。著重宣揚治國太平以至世界大同之道，而對於脫離人世的修仙之道及拒絕新思想的守舊習氣則不以為然。在當時共和取代帝制的新舊變革時代，道教會稱其“有昌明道德，促進共和之義務”，④以“力挽頹風，表彰道脈，出世入世，化而之一，務求國利民富，以鑄造高尚完全無缺之共和為宗旨”，“務使五族混化，萬善同歸”⑤，極力適應社會政治的需要，以振興國家民族為己任。總體看來，近現代以來，道教界不僅積極參加了反帝愛國的舊民主主義的革命鬥爭，而且還支持了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鬥爭。特別是當日本帝國主義者瘋狂進行侵華戰爭期間，不少道教徒響應中國共產黨號召，支持抗日軍隊，參加各種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動，甚至為此而英勇獻身，大大發揚了道教界的愛國主義精神。 總之，“生活”不僅是謀求個人的生存和發展的行為總和，更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生存、民族的發展。倡導“生活道教”必然要求關心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而從中產生愛國主義的情感也是必然的。所以，我們可以說，愛國主義是“生活道教”的應有之義。 三、提倡愛國主義的“生活道教”，服務社會、人群 提倡“生活道教”，目的在於服務社會、人群。正如張繼禹先生所說：“我們期盼，道教的生活態度能引導人們正確認識自我，正確認識人生的意義，正確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陶冶情操，高尚道德，昇華精神。”古老道教要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一方面要發揚其優良傳統，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倡導適合當代社會的教義內容。貼近生活，關注生活，是道教的一貫的優良傳統。倡導“生活道教”，特別是“生活道教”中的愛國主義，將能使道教在當代人的生活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也能使道教在當代得到更為健康的發展。當前，倡導愛國主義的“生活道教”，筆者認為重點應當側重如下方面： (一) 倡導道教界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愛國就要建設祖國。這個思想是源遠流長的。早在戰國時期，墨子就曾說過：“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主張勤儉實幹、艱苦奮鬥來建設自己的國家。而後這種思想不斷發展和完善，成為艱苦奮鬥自強不息的精神。這種精神對中華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建國興邦意識的形成起了積極的作用。建設社會主義，是中國歷史上空前偉大的事業，它要求徹底改變中國經濟文化的落後狀況，把中國建設成具有高度物質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強國。但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是大眾的事業，是全民族的事業，需要最廣泛的人民群眾的積極參加，需要組織浩浩蕩蕩的建設大軍以極大的愛國熱情投身於其中，團結奮鬥。另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又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是需要集中廣大人民群眾的智慧加以研究，提出解決問題的現實可行的方案，進一步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愛國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它能最大限度地感染和召喚起民族的共同意志，這是一個國家生存和發展不可缺少的文化精神條件。如果沒有愛國主義精神這個基礎，整個社會、民族是一盤散沙，不能擰成一股繩，那麼，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輕則不能順利進行，重則不能達到預定目標。所以，愛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復興是息息相關的。今天，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各地的道教宮觀大都因地制宜，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宮觀道院從事農業、造林護林、采藥種藥、醫療、手工業、旅遊服務等各行各業的都有。例如四川青城山的道眾根據道教秘方配製“洞天乳酒”，採茶制茶；嶗山的道眾從事醫療業；華山道眾從事旅遊服務業等等。倡導愛國主義的“生活道教”，道教界以振興中華為己任，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新時期道教界愛國主義的一個表現。道教本有鼓勵勞作以自養的教義。《太平經》中強調“人人應勞作，自食其筋力”，否則有罪。特別是全真派的宮觀，自來就有耕作自養的傳統作風。愛國主義的“生活道教”繼承了這個優良傳統，自覺地投身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表達了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強烈願望。 (二) 弘揚道教文化，以文化的方式來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為民族團結、國家統一作貢獻。 愛國主義情感是在祖國優秀民族文化的陶冶中產生和發展。文化傳統和文化氛圍，是社會環境的廣泛而重要的內容，它激發人們的愛國主義認識，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著人們的愛國主義的形成。儘管人們的愛國主義情感的形成是一個主體自覺的過程，但這過程不可能在真空中進行，只有在一定的文化環境的薰陶和影響下才能最後實現。筆者2000年6月份曾前往寶島臺灣參加“首屆海峽兩岸青年易學研究者論文發表會”，會上，針對海峽兩岸的對立狀況，臺灣學者黃勝得先生運用《周易》中的卦象和原理，對兩岸文化交流的意義作了形象而貼切的說明。他說：“《周易》中有一《否》卦，卦象天在上，地在下，天氣上騰，地氣下沉，天地阻隔不交，是兇險的。《周易》中又有一《泰》卦，是天在下，地在上，天地相交，萬物化生，是吉利的。阻則險，交則吉。我們開這個學術交流會，使海峽兩岸的青年學者可以在一起，切磋學業，增進瞭解。《泰》、《否》卦後還有一卦叫《同人》，有了瞭解，就會有認同感，這便是《同人》。兩岸青年進行交流，對共有的中華古老文化寶典《易經》探討、學習，必將加深雙方的瞭解和情誼，對於緩解當前兩岸的緊張局勢是有幫助的。”在會議中，兩岸學者還多次用到“中國文化”、“中國人”的詞句，這也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對海峽兩岸學人的深刻影響。 同樣，道教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溝通海峽兩岸中國人的認同感方面，無疑也有著重要的作用。筆者的一個臺灣朋友曾說起過這麼一件事。有一位臺灣的老奶奶，對道教中的關聖帝君有著非常虔誠的信仰。後來，一些台獨分子煽動她贊成臺灣獨立，當她正在猶豫不定的時候，有人對她說，你要是贊成臺灣獨立，那麼，你信仰的關聖帝君就成了外國人了。老奶奶覺得這是不能接受的，也就不再贊同台獨分子的“台獨”主張了。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文化具有超越於個人或群體之上的外在性，又有影響人的意識的內在性。任何個人或群體在進行價值評判和行為選擇時，一般均依從於既有文化規範，並期盼其他個體或群體也這樣做，由此構成一種“外在”的人際秩序。同時，文化規範天長日久地積澱在人們的意識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人的現實行為，這又是一種內在的制約性。道教文化同樣具有一般的文化規範的這種作用，我們當前弘揚道教文化，尤其是道教文化中的“生活”性及愛國主義，以文化的方式來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將可以為中華民族的團結及國家統一和發展作出貢獻。 當然，倡導愛國主義的“生活道教”，還有著許多方面的內容。筆者僅就自己的理解對此作了上述的一些粗淺闡釋，敬請專家不吝指教。
註釋 ①《抱樸子·遐覽》 ②《抱樸子·對俗》 ③《道教與養生》第7頁 ④《道教會要求民國政府承認條件》，《藏外道書》第24冊第477頁。 ⑤《道教大綱》，《藏外道書》第24冊第474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