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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法術的社會功能和時代轉換
劉仲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宗教研究中心教授 道教的重要特點，是有極豐富的法術。廣義地說，法術包括道教的一切宗教學說與行為系統。《魏書·釋老志》所謂崔誥“受其(寇謙之)法術”便是泛指寇謙之所得的《老君雲中音誦新科之戒》及各類服食茹煉的方法。狹義地說，指企圖用神秘的手段造成物件(人、外物和鬼神)變化的一切方法，包括變化萬物，祈禱禳襘，符水治病和超度亡靈等等。法術的儀式則有齋、醮、懺等等。法術是道教向社會提供宗教服務的主要手段，也是取得民眾信賴、社會認同的重要載體。它們已經存在了二千年，當中國社會正發生深刻變化的時候，它們仍有存在的基礎嗎？面臨新的歷史條件，它們又將如何演變？要回答這些問題，要從它們的社會功能討論起。 一、道教法術形成演變的歷史環境和社會功能 道教法術淵源於上古，形成於東漢，絕大多數時間裏，都是在封建時代的農耕社會中發展，同時打上了極深的農耕社會的烙印。 在長期的發展中，道教法術的社會功能，主要表現為下述幾方面： 第一，社會安全感的追求和重建。安全需要是人類的基本需要之一。自古迄今，人們都尋求著安全的生活環境或現有生活環境的安全。在農耕社會裏，由於個體家庭經濟基礎的薄弱以及地域性的水旱、疾疫等等，都給人們的安全造成極大的壓力。自然，生產領域之外，社會的動亂，個人的遭際，也會形成這樣的壓力。這些壓力的原因，有時對一定歷史時期的個人或群體，是無法徹底認識和主動把握的，由此，有對其原因進行探討的神秘的鬼神之說。一般在災禍發生，或災禍的預兆出現時，人們會去求助於道教法術。通過查驗(考召)和對治(祈禱、驅邪、送瘟等)，一時一地的人們認為造成災禍的根源已經去除，覺得安全有了保障，才能恢復生活的信心。儘管這種安全感的獲得，常常只是一種想像中的承諾和慰藉。當道法形成體系的初期，這種出於安全感的考慮，恐怕是居於首位。像《正一法文經章官品》中反映的道法，以禳解生活中的災患或可能會發生的災患為主，諸如“護蠶”、“保苗”，“保遠行”等等，都是以防範為主，反詛咒則是以防衛性的反擊為主。當時的墓門解除等法術，重在使人鬼分途、解除複連，安全的考慮仍然放在首位。以後道法中消災和祈祥同時發展，但出於安全性考慮的因素仍然極占地位。大的帶有地域性的法術儀式，如太平清醮、祈雨、禱晴、驅瘟等等，這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人們為什麼將建立安全保障的期望放在神和法術身上？學者們曾提出過各種解釋，此處不來深論。一般來說，這是人們對生活中不安全因素無力預測也無力抵禦時發生的。同時，人們對自己的行動可能引起的後果特別是可能引發的災禍無法預料，也無力承擔起消解的責任，因此將希望交給神與法術時，也將責任轉移給了對方。這樣，對安全感的擔憂也一併轉移了出去。這對消除過重的心理負擔，以便輕鬆地坦然地面對前途的艱險有利。 第二，緩衝理想與生活缺陷的衝突。社會，是一個由低向高發展的沒有止境的序列。追求更加完美的社會生活，克服生活中的局限，是人類普遍具有的傾向，這種傾向古代社會中釋放得很緩慢，但畢竟這種心中的火花是不可熄滅的。人，有自己的理想，有時這種理想表現為明確的追求，也會表現為模糊的祈禱，以及超出常規的奇想，其中一部分，便以宗教的形式表現出來。企圖借助於控制鬼神或其他神秘力量，以永久地控制物件，便是一種克服生活中缺 陷，尋得逍遙自由的理想的表現。當著人們在狹隘的時空中受到種種局限時，便泛起對自由翱翔的嚮往，道教的羽人、飛行虛空及種種修仙術，於是就產生了。當著對短暫生命的歎息轉為長壽之方的尋訪時，延生、禮斗一類的法術便有了廣闊的需求。理想與生活缺陷的矛盾沖突，常常會引發激烈的個人心理或社會心理的衝突，法術的施行，是將這種衝突轉化為冥冥中存在要予以克服的物件，又通過施法成功或圓滿的展示，宣稱控制了、克服了這種物件，從而在當事人觀念上消除了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至少是緩衝了它們間的衝突。這種功能，使得道教法術參與對社會穩定的維繫和鞏固。 第三，加固家庭、宗教和地域中人們的聯繫。古代的自然經濟，宗教內家庭內的關係對人們的生活舉足輕重，所以加固這種聯繫顯得十分必要，共同的祭祀，舉辦消弭災禍的法術，是加固其聯繫的重要紐帶。除血緣紐帶以外，自然經濟下一家一戶的耕作，又使得家族與家族之間的關係疏離，而舉辦太平清醮一類地域性的法術，使一定地域的人們的共同利益得到強化和確認，因此又使非血緣的人際關係獲得更多的親和力。比如地域性的祈雨、祈晴、送瘟、驅蝗法事，當舉行時，往往從地方官到全體民眾都表現出空前的一致。他們共同遵守相關的禁忌，共同出資，或者一起直接參與。至於廣東福建等地區的太平清醮，經常由村社或宗族出面組織，集體參與。這些法事的舉行，使一地一族的民眾認識到他們的共同利益，強化了共同的信仰，因而以神和法術為仲介，促進了人際往來和地域宗族的團結。 第四，擔任社會教化和歷史文化傳承的重要角色。法術不少已與社會的民俗結合在一起，對它的功能“利益”的認識已深入民眾的集體無意識。因此，社會上普遍將之看成“行善”的象徵。這樣，它們的舉行，便具備一定的倫理教化功能，度亡齋、醮的舉行，與中國人孝、慈的觀念結合在一起。道教的齋醮科儀，有一部分是為了盡人孝的義務的。報孝的科儀在《道藏》中著錄的就有不少。即以《玄門報孝追薦儀》說就很典型。高功宣詞中有這樣的話： 臣聞人本乎祖，孝始於親，自禮經而言，除七廟二祧餘不在丞嘗之列；以道書而論，則億曾萬祖猶應在薦拔之科。蓋有先亡未受度而不得仙，亦有前世不祀祖而猶為罪。是故《女青禁典》中有拔贖之文，《靈寶本章》首列追度之品，凡道士修真，此為先務。 這是道門以追薦先人即各種超度先亡的法術為行孝的手段。社會上對此，也早已認同。朱元璋說：“(佛)教與正一專以超脫特為孝子慈親之設，益人倫，厚風俗，其功大矣哉。”他指出，當時“官民之家若有喪事非僧非道難以殯送。若不用此二家殯送，則父母為子孫者，是為不慈，子為父母是為不孝，恥見鄰里”。①顯然，像超度亡親的法術不僅一般地攜帶著道德教化因素，而且形成了巨大的社會輿論和習慣勢力。為老人祈壽的延生醮，為母親舉辦的破血湖法術。都有這樣的意義。因此，它們身上積澱了若干傳統文化的穩固因數，它們不斷施行，便是這種文化因數的反復展示。這樣，便完成著文化傳遞的任務。 上述社會功能，是道教法術立足於社會、流傳近二千年的內在的根據。 二、道教法術的多數社會功能仍未過時 上面說的道教法術的社會功能，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演變，局部地改變著自己的表現形式。時至20世紀中葉，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目前又馬上要跨入21世紀，道教法術的社會功能是否繼續存在呢？從總體上說，絕大多數社會功能都繼續存在，只是其表現形態，其在整個社會大系統中的地位，有所變化罷了。 像重建安全感，緩衝理想與生活缺陷的衝突，都不是在人類發展的任何一個發展階段，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的。這是宗教賴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也是道教法術的尚有用武之地的重要原因。 就目前而言，我國的生產力發展程度尚不高，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還不夠強。而且中國幅員廣大，經濟、文化發展都很不平衡。這樣，必然出現一部分人在天災人禍前束手無策，茫然不知適從，跑到道教宮觀中尋求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撐。有的是一般的燒香禮拜，也有的去抽簽，擲杯箋，蔔問自己何時災難消盡，否極泰來。另外，覺得病災連連，流年不利，請法師做“解星”法事，或舉行其他進表禳解的，目前仍有相當數量。遭了災，惹了禍，已經是重大打擊。如果心理陰影長期不能驅散，更易造成精神疲乏、焦躁，缺乏重新前進的信心，嚴重的甚至會精神崩潰。依賴於對道教法術的信賴、信仰，在承受了法術的施行以後，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精神上的寬鬆，獲得了是對前途安全的承諾。這對於他們用平靜(或者說恢復平靜)的心態處理生活中的問題，是有益的。 必須看到，中國目前正處於社會轉型之中。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社會，正在形成過程中，至於中國的局部港澳臺地區，早就實行著資本主義制度，市場經濟對社會的進步起著巨大的動力作用。然而市場經濟也充滿著不確定的難以逆料的因素，市場經濟的規律是在人們意識之外，獨立地起著作用的，它是一個巨大的支配的力量。理解並順應它的，會成為市場經濟中的成功者。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和運用規律，甚至可以說，在一定的時空領域內，市場經濟規律的一切表現，並非都能認識；認識了，也並不一定能主動支配它。市場經濟充滿著機遇ˍ似乎“運道”到處在顯示，也不可避免地帶來風險ˍ個人的理性不可能完全把握，有時甚至理性的判斷結果卻根本起到了願望的反面。這樣，冥冥的主宰命運的觀念，也不會完全消失。安全感，理想與生活缺陷的衝突這些老話題仍在。道教法術可以找到在新時代的經濟基礎。 像市場經濟這樣活躍、動盪、充滿著種種不安分因素的經濟機制，一方面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催發了各種宗教或准宗教的情緒。其中有些人期望通過道門的禳解法術，幫自己抖掉生意場上的“晦氣”，乞求道門護身符等法器法物，驅邪納吉，祈禱神明佑護，事業順當。這類法術，本來是傳之近二千年的，但在新的時代中導入了新的內容，此類情形，正發生在我們的周圍。 隨著農耕社會向工業社會，向商品社會的轉變，人際關係的內容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各種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和資訊交換上的聯繫，大大豐富和改觀了人際關係的內涵。但是人際關係的冷漠和疏離也與不斷地擴展著的經濟利害關係一起增長。因此，由道教法術在宗族、地域聯繫中的紐帶作用在減退，又不會完全消失。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血緣(宗族)和地緣關係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說是社會結構的重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經濟關係常以市場為紐帶，建立起種種業緣。相對於血緣和地緣而言，業緣是不穩定的，同時因為它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也不像前兩者那樣富有人情味。然而，在目前的社會轉型中，中國人卻巧妙地將三者結合起來。除了沿海的大都市以外，原來從鄉村集鎮走出來的生意人，乃至民工，往往都形成地域群落。地緣和血緣，成了這些人建立業緣的社會文化資源。至於在市場經濟發展較早的福建沿海等處鄉鎮，則在將業緣越建越遠的同時，在本鄉本土，卻又儘量地加強原本有的團結。傳統的共同祭祀，共同舉辦神誕，共同施行祭厲、施食、驅瘟(放大暑船)等等法事，在這幾年有所恢復，是不爭的事實。民間的做法，不一定與道教相幹，但其中顯示出利用神為媒介，法術為紐帶加強人際聯繫的傾向，卻值得注意。它表現了在這方面的社會需求。至於一般的鄉間，在婚喪中互通慶吊，在葬儀中某一家請道士做法事時，吸引周圍親友鄰居的圍觀乃至部分參與，仍然是常見的習俗。它也同樣是加固人際聯絡的一種方式。 前面提到道教法術中攜帶著大量的傳統價值觀，道德觀的內容，因此，法術的施行，同時也是傳統價值觀的反復展示。各種法事中對“平安”ˍ不僅是事主的平安，而且一般也廣及祈求國泰民安或某一地域的安寧ˍ的祈求。表現了中國人對生活質量的重視，和對生活幸福的見解。禳災法事中常常摻入懺悔罪過的內容，表現了對個人道德完善的期待，以及將道德行為與人生理想緊緊結合在一起的傾向。至於度亡法事中對“孝”的肯定和頌揚，更是傳統道德的主題思想的展現。在目前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人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在急劇轉變。傳統的價值觀、道德觀，是我們建立新的價值觀、道德觀的文化資源，這一資源，已經被過度地破壞。道教法術作為傳遞文化的一條紐帶，儘管作用有限，但其客觀的積極作用不可抹煞。在有限的範圍內，它的作用仍是相當明顯的。 三、道教法術必須適應社會完成時代轉換 道教法術可以找到新的經濟基礎，然而並不意味著，它們就不需要加以調整，不需要適應時代的特點，充實自己。 事實上，道教法術的歷史轉換從本世紀以來，已經在悄悄進行，不少傳統的法術內容，在近代已逐步淡化，甚至停止施行。因為從本世紀以來，人們的生活環境發生巨大的變化，到了當代，更明確地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目標。中國社會正由傳統的農耕社會和計劃經濟的時代向新的社會結構演變。同時，近代以來，科學昌明，人們漸漸習慣於科學中尋找解決生活問題的方案。道教的法術中，本來裹挾著若干科學內容，如外丹黃白術中有原始化學，內丹氣功學對人的生命活動提出了獨特的見解。這些，為當代科學史家所認同。但是科學與法術，畢竟有根本區別。科學的昌明無疑是對法術的挑戰。當天花消滅之後，禳痘便失去了物件。當抗洪救災取得成績，對洪水的成因有了合理解釋之後，“鎮蛟”的法術也不再被提起。正因為此，從本世紀以來，道教法術已經在自發地進行調整。 要使這種自發的進程向自覺的調整轉變，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就法術的適應時代而言，目前迫切的是，一要搶救恢復，二要創造和闡釋，三上述二條，都需人才，尤其是高道。 所謂搶救恢復，是指對現在尚存世，但隨著法師的仙逝將會永遠失傳的法術內容，方法而言，比如，符、籙、掐訣及行持科儀。這些是道門的“看家本領”。對它們，應當先搶救，以資鑒別研究，然後再擇其仍可施行者恢復之。 道教的法術，有自己的體系。道派不同，師承不同，具體的法術施行程式，又多各具自己的特點。歷代法術經典，不少在法師中口耳相傳，一部分逢著編修《道藏》的機會，得以保留其文獻。但明萬曆以後，未再修補《道藏》，清代，近代雖有《道藏輯要》等的修纂，畢竟私家財力和威信有限，所收道書不可能全備。近代社會動盪，道教衰頹更甚。道教法術科範失傳或文獻散失，都極嚴重。連龍虎山的符籙都散失殆盡。加上改革開放前，道門有三十來年未收徒，法術的修習後繼無人。自改革開放以來，道教獲得近百年來生存發展的黃金時期。時不我待，搜集口傳的或文獻的施法科儀刻不容緩。這種搶救，是道教本身文化資源的搶救和利用。對當代道士來講，是承先輩流風，不做，其流便會斷絕。 所謂創造闡釋，創造是指內容的更新、科儀的編制，闡釋是理論的解釋。有此能力者目前極少。 道教法術體系博大精深，其中可以分為操作層面、(行持)制度層面(科範)和理論層面。每一次法術的更新，都是這三大層面相互促進的結果。自魏晉以後，道教的法術體系愈益成熟，制度層面和理論層面的完善起過重要作用，而且其作用越來越重要。陸修靜、張萬福、杜光庭等人的貢獻重在科範。但科範的內涵仍要靠理論闡釋，事實上他們自己，也曾作過某些闡釋。宋代出現五雷正法。五雷正法是宋以來最大的法術體系，也是符籙法術發展史上的一次大創新。五雷正法在神學思想上曾吸收上清、正一、北帝派等等的神譜或法術，但卻邁越前修，且短時間內蔚為大觀，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吸取了內丹的若干理論和功法，對雷、對人、對人所以能驅雷，都做了比較系統的理論闡釋。尤其像王文卿、張繼先，及稍後的薩守堅、白玉蟾等人，闡發更加精粹。同時，也有一些其他的法師，不斷地依據宗師們闡釋的理論，對行持科範加以修訂，流傳中產生錯訛者便為之改正。雷法的科范，常與理論闡釋共傳，二者可以說相互輝映。至於依科宣事的法師，大多數做的是我們稱為操作的工作。其中部分人對理論和制度熟悉，行持一般也能正確無誤。但操作方法師師相傳，不可能沒有訛誤。理論修養差的，不知科範的內涵，往往沒有能力識其訛。這種情況，有待於精熟科儀又通達理論者為之訂正。比如明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便針對行持中錯訛得不到改正的情況，寫了《道門十規》等著作予以闡釋和厘正。近代以來，這樣的創釋可就太少了。 溫故可以知新。由於歷史的原因，近代道法大量失傳，即使有法師身懷絕技，也基本上停留在依制操作的層面，極少有理論素養高者，今天的年輕道長們學科儀，演道法，更是僅限於操作層面。顯然這對於道法適應時代，極其不利。時代變了，科學昌明，技術發達，道法還有沒有存在必要？道法形式古老，固然增添了莊嚴神聖的氣氛，但今人語境不同，理解上難名困難，如何使人明白其內涵？等等此類，都需要道門人士自己來做出回答，在道教活動恢複了二十來年後，對它們的理論闡釋，變得越來越迫切了。 所謂人才，是指通曉法術方法、科儀的法師以及其他道眾。道書言：“道者，虛無之至尊也，術者，變化之玄使也。道無形，因術以濟人，人有靈，因修而會道。”②道是法之本，人是法之主，會道行法，中心環節在人。道教史上，道教的發展，總依賴於高道。張道陵、葛玄、葛洪、陸修靜、張萬福、杜光庭、王文卿、張繼先、白玉蟾、張宇初等等對道教法術的創造和更新有影響的人物，本身都是飽學之士，當然首先是虔誠而富有創新精神的人物。目前，這樣的人物實在太缺。時代呼喚高道，高道的造就卻不能光憑時代。而必須從對道教義理、科範都精通，而且與時代精神息息相關的道教徒中脫穎而出。也就是說，在時代風尚、生存環境改善的前提下，要有人ˍ這兒當然說的是道教團體，自覺地去感應時代，回答時代提出的問題，承擔適應時代的重任。道教和道教文化範圍深廣，就道教徒的宗教生活而言，宮觀管理，日常焚修，科範，理論闡釋，社會交往，乃至琴棋書畫的個人涵養都有重要地位。但竊以為明道(理)合德、精於科範是道教宗教活動及聯繫社會的基本內容。道教的號召力一在道，二在神，三在法。而道由人傳，道體法用，在最平常的宗教實踐中，展示道的是法。精道法，能行持，理論素養較深，恐怕是高層次人才的基本要求之一。 上面說的，都關於道法的發展，都是道門自己的事，需要道門本身加以解決。參加道教學術研討會，作為教外人士，貢獻一得之見，對宏揚道教優秀文化，或可參考。 註釋 ①《禦制玄教齋醮儀文序》載《大明玄教立成醮儀範》 ②《雲笈七籤》卷四十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