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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道教鏡實物研究
作者：王育成 摘自《唐研究》第六卷 （2000年，27-56頁） （一） 在中國古鏡的製作歷史上，唐代是繼戰國、兩漢之後的又一個古鏡發展的高峰時期，此時的鏡鑒多以紋飾華美、質地精良著稱於世，受到公私藏家的愛重。如果仔細品味一下唐鏡紋飾的造形特點，人們不難發現它包涵看多種文化因素，道教文化就是其中一種不容忽視的成分。對此學術界早有注意，半個多世紀前梁上椿《岩窟藏鏡》提出：“唐鏡內區文之取材有別開生而，以八卦為主文，而配以符籙、星象、干支、丹爐等含有道家趣味者。蓋唐代中葉道教已相當流行，製鏡者投世俗之習尚與嗜好，遂採取之入於鏡文。”①十五年後，沈從文先生在《唐宋銅鏡》題記中亦說：“唐代統治者有意把老子奉為 玄元皇帝，把道教當作國家宗教，小說詩歌旦善於附會神奇，神仙思想因之在杜會中有一定基礎。唐鏡圖案中也有種種不同反映，例如：嫦娥奔月鏡、真子飛霜鏡、王子晉吹笙引鳳鏡、仙真乘龍鏡、水火八卦鏡、海上三神山鏡，……。”②近年，一些鏡學著作也或具體或概括地談到唐鏡的道教文化現象。陳佩芬《上海博物餺藏青鉤鏡》一書說：“唐鏡紋飾中的道教圖像，集中表現約為弈棋鏡，圖像有老子與青牛和商山四皓弈棋，復有一人臨曲水和問道的形象，其中人物、山石、花樹等皆作質地細線，具形態猶為典型的唐畫。”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歷代銅鏡紋飾》一書認為：“唐代統治者宣揚道教，神仙思想流行，同時佛教也很盛行，在唐鏡的圖案中也有不同的反映，如具有印度佛教藝術色彩的寶相花紋鏡、飛仙鏡和具有道教色彩的八卦鏡等。”④《旅順博物館藏銅鏡》作者進一步指出：銅鏡“對道教學說多有反映，特別是作為道教中心內容的神仙思想在銅鏡紋飾中表現得更為淋漓盡致”；施翠峰《中國歷代銅鏡鑒賞》一書，亦列出專章闡述道教與銅鏡紋飾的關係⑤。這些看法和意見，無疑會促進學術界對銅鏡道教紋飾的重視和研究。但是，似乎也有一個難以迴避的事實，即到目前為止，鏡學專家們在採討、論述鉤鏡或唐鏡紋飾的道教內容時，絕少引用道教文獻 材料進行對比研究，完全沒有理睬道書裡有關銅鏡或唐鏡的記載，致使許多結論性意見始終在“反映”或“受到道教影響”等一類籠統含混的字眼上打轉轉，既缺乏充實的文獻例證，又沒有深層次的開掘。事實上，道教對古鏡或唐鏡不僅僅是影響、被影響的關係，在有關文獻記載中，道士還根據教理教義提出、設計、製造過相當數量的道教鋼鏡，最著名的是唐代天照、地照、人照三件道教大鏡。唐昭宗天復三年（902）歸耕子作序的唐代道書《神仙鍊丹點鑄三元寶照法》，曾記述過三鏡的具體情況及功用，書云： 其天照，厚三寸，重七十二斤，面廣三十六寸。背上內像紫微星君所居，外列二十八宿。鑄成，若遇五星失度，慧孛出天，霜雹霖旱。開 此照，齋潔虔誠，助威揚德，其?自殄。 地照亦厚三寸，重七十二斤，面廣三十六寸。背上鑄山川、五嶽、四濱、八卦、九州、十六神。發火鑄時，當太陰望中鑄成。若遇地動山川崩裂，蟲蝗稼穡不登，津梁阻塞。開地照，虔誠嚴潔，修德助威，其𤤳自滅。 人照亦厚三寸，重七十二斤，面廣三十六寸。背上鑄璇璣之星，六 十甲子神名，天子帝號，本命神君，左龍右虎，國號星辰，分野所屬郡邑。鑄用丙午日，太陽中時鑄成。若遇干戈未偃，兆民疫癘。開此照，潔誠祁祭，?癘自息。每遇二氣昇降之日，於正殿會群品庶老，開人照 臨軒，揚威赫奕，奸臣賊子皆懷懼心。若人照非時，有光突輝出匣，隨其所指之方，必有祆叛之孽，可禦之無能動作，四夷來賓，環宇廓清也⑥。 請注意，引文中提到三照背紋有紫微星君、二十八宿、山川、五岳、四濱、八卦、九州、十六神、璇璣之星（即北斗七星）、六十甲子神名、天子帝號、本命神君、左龍右虎、國號星辰、分野所屬郡邑，其中一部分已在古鏡或唐鏡紋飾中見到，預示出現存古鏡或唐鏡實物與道教鏡有著某種吻合。更值說明的是，唐代道書內還載錄部分道士製造道鑒的鏡式圖案。如唐代著名高道司馬承禎（647~735）所繪《上清含象劍鑒圖》，即存有玉種道教鏡圖⑦。福永光司先生曾撰《道教的鏡與劍－－其思想的源流》一文，就是以司馬天師的《上清含象劍鑒圖》的鏡文資料立意，對道鏡的思想發展脈胳進行研究，頗多灼見⑧。惜由於其重在精神領域的採討，沒有涉及現存道教鏡實物問題，故未能引起以實物為主的鏡學研究者的重視。 司馬氏字子微，號道隱，河南沁陽縣人。二十一歲進入道門，曾居中嶽嵩山傳符籙、辟穀、導引、服餌道術，名聞一時。後遍遊名山大川，隱於天台山，自號天台白雲子，世稱司馬天師。武則天聞其名，曾召至長安，降手敕贊美之。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又召入宮，問陰陽術數之道，賜以寶琴等物。唐玄宗開元九年（721）、十五年兩次應詔入京，留侍內殿。《上清含象劍鑒圖》當是其留京期間向唐玄宗進獻，我疑其與千秋節群臣向皇帝獻鏡有關。玄宗收到後，曾作《答司馬承禎進鑄合象鏡劍圖批》，其云：“得所進照明寶劍等。合兩曜之暉，稟八卦之象。足使光延仁濤，影滅酆城。佩服多情，慚式四韻。”⑨明《正統道藏》洞玄部．靈圖類．國字號，正收有《上清含象劍鑒圖》一卷，題“天台白雲司馬承禎進”字樣，文內也收唐明皇（即玄宗）御批及詩，該批前面已列，衹是《道藏》本比《全唐文》本多一“敕”字，現將《全唐文》未收之詩錄出： 寶照含天地，神劍合陰陽．。日月麗光景，星斗戴文章。寫鑒表容質，佩服為身防。從鉉一賞翫，永德保齡長⑩。 此詩頭兩句前半闕的“含天地”、“曰月麗”，與鏡紋內容有關，也即鑒鏡所含之“象”。司馬承禎在介紹設計含象鑒的思想時稱：
夫四規之法，獨資於神術；千年之奇，唯求於烏影。含光寫貌，雖睹其儀，尚象通靈，罕存其制，而鑒之為妙也。貨質肉凝，湛 這段話不是虛言，內含典故，且多出於道家及緯書。文首的“四規之法”，見葛洪《抱朴子．雜應》，其云：明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烏影，與我國遠古的太陽崇拜有關，在傳說中太陽是載在烏的身上而起落放天地之間，《山海經．大荒南經云》：“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於烏。”在道家學說中，烏則移植到太陽內，《淮南子．精神訓》說“曰中有踆烏”，東漢高誘注指其為“三足烏”，緯書《春秋元命苞》稱其為陽精，“故日中有三足鳥，日中有三足烏者，陽精其僂乎！”含光，見《列子．湯問》：殷帝三劍“一日含光”。尚象通靈，衍自《易．繫辭傳》：“製器者尚其象”，“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坤靈圖》言“蒼才通靈”。貞質之貞和惟寂之寂，見於《易》，其《師卦彖傳》“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繫辭傳》“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又見於《老子》，其三十九章“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二十五章“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應而不藏，至人之心愈顯，出自《莊子，帝王篇》：“至人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精變、貞明之道，係據《易．繫辭傳》：“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月之道，貞明者也”。神靈，據 《老子》三十九章“神得一以靈”，《列子。湯問》：“神靈所生，其物異形”，緯書《易乾鑿度》“此天地神靈佐助之期，吉凶之應也”，《孝經授神契》“神靈滋液，自寶為用，用璣鏡出”⑵。這種情況表明，司馬承禎製作道鏡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創意之初就含有明磪的寓道之心，這就決定其鏡紋的各種物象（包括銘文）必然是表現道教義理的，、與一般日常生活用鏡裝飾有很大不同。大約與司馬氏同時，還有一份上清派圖譜《上清長生寶鑒圖》也在流行，內中收錄道鏡七種，每種有一鏡式圖，其中三種鏡紋使用道家篆字、八卦紋等等圖案，另外四種則列出典型的道教大符等內容。顯然，。道書中記載的這些資料，為我們找尋唐代道教鏡實物提供了重要線索，亦是人們鑒定此類道鏡不容忽挸的依據。 （二） 經筆者反復核對比較，我們在鏡學研究者提到的唐代鋼鏡實物和有關資料中，發現一定數量與道書所錄鏡圖基本相同的鏡子，間有個別雖不見於道書卻都具有明顯道教特徵的實物材料，其中屬於唐代道教鏡第一十類上清含象鑒者二種十一件。 第一種，即《上清含象劍鑒圖》所載首品鏡圖，因該鏡銘文首句是“天地含象”，為與它鏡相區別和行文方便，我們這裡名其為“上清含象鑒天地鏡”。這是以先秦時代有之、道教繼之的天圓地方的宇宙模式為基本紋樣的道鏡，鏡紋以圍成方形的八卦卦象為界，分成內外兩區。內區整體係正方狀，寓地方之意；方內在東、南、西、北、中的正位處，各置一連山紋代表五嶽，嶽間四角部位；各列四個篆書銘文，文序為轉角跳讀，作“天地含象，日月貞明，寫規萬物，洞鑒百靈”十六宇。外區整體是圓形，寓天圓之意，主紋為日、月、星圖，日內有三足之烏，月內有玉兔搗藥及桂樹，星圖分列左右（見圖一）。⑶此種唐代銅鏡實物，見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洛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旅順博物館等單位，按實物紋飾的細部差別，其大體可分為五式，正所謂 。“玄圃珍葩盛，盤根蔓十方”。 第一式，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郭玉海《故宮藏鏡》一書著錄，名稱被叫做“日月星辰五嶽八卦鏡”，時代確定為唐，直徑16.5公分分，重939．4公克，紋飾細緻精美：是同種銅鏡中最漂亮者。鏡紋亦由八卦方圍分出內外兩區，從右下角按正時針轉讀，各卦卦象分別為�礡]乾卦）、�禲]坎卦）、ʃ（震卦）、ɛ(艮卦)、ɵ（兌卦）、ɔ（離卦）、ɐ(坤卦)、�鞳]巽卦）。內區方形，以鈕為中心，按東、南、西、北、中方位，各鑄一連山紋代表五嶽，中央之連山鑄在方鈕面上，四角各有４字篆銘，亦為跳讀的“天地合象，日月貞明，寫規萬物，洞鑒百靈”16字，最外層是三道連綿不斷的方繞水波紋。外區圓形，主紋也是日、月、星圖分列四面 ，但四紋之旁各飾兩個雲頭紋，同時月紋中僅有桂樹而無白兔搗藥（見圖二）。⑸該鏡唐代實物的傳世與發現，證明玄宗時（712~756年在位）道士司馬承禎的確設計、鑄造過上清含象鑒，而且比較精緻，雖然不清楚數量有多少，但其有流傳至今者，由此足明道教文獻載錄的道鏡或鏡圖也具有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絕非子虛烏有。 當然，我們也不能過分拘泥道書的鏡圖，因為這些圖繪經歷代傳抄、轉刻，在大樣依存的情況下，也有可能出現某些遺伕、訛誤，上列鏡圖的細部就存在此種現象。如：圖上圍成方形的八卦卦象，多有錯誤。乾卦的卦象三在從不重複八卦裡，竟反復出現三次，左上、右上、右下三角卦形皆為乾卦；離卦二，也在上方正中和左下角兩見；良、兌兩卦卦形，在圖上頭尾倒置。司馬承禎是唐代著名高道，對八卦卦形這種道家基本常識自然不會弄錯，況且還是獻給皇帝的東西，因此這種訛錯應當是在流傳過程中產生的，最大的可能是抄手、刻工所致。故宮收藏的唐鏡實物，即完全沒有此類錯誤。 同樣，道書鏡圖沒有、故宮實物有的紋飾，也應以後者為準。司馬承禎在《上清含象劍鑒圖》約有關文字敘述中，曾說到該鏡的紋飾內容，此文可分為兩部分， 其一云： 此鑒所以外圓內方，取象天地也。中列交卦，備著陰陽也。太陽之精，離為日也。太陰之精。坎為月也。星緯亢行，通士曜也。雷電在卯，震為雷也。大淵在回，兌庸濘也；霎分八卦：節用四時也。此表天之文也⑹。 這是在講他製造的鏡體構形和天區紋飾的物象，文中提到的日、月、星辰、雲彩八朵（即所謂“雲分八卦”），在故官貨物外區紋飾上皆有體現，但在道書鏡圖外區卻丟失八朵彩雲紋，顯然不符合司馬氏鏡紋原意。其二云： 其方周流為水，以瀉四溟。內置連山，以旌五嶽。山澤通氣，品物存焉。此立地之文也。詞銘四句，理應三才。類而長之，可以意得。此寄言以明人之文也⑺。 這是在講方地內悅的紋飾物象，文中說到的瀉四淇的周流為水、旌五嶽的內置連山和理應三才的詞銘四句，在故宮唐鏡內區中鑄製的非常清楚，道書眷鏡圖內區裡卻沒有繪出方周水紋，與司馬氏所言鏡紋內容有差。由此可知，明《正統道藏》的鏡圖紋飾在傳世過程中確是有所缺失，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唐上清含象鑒天地鏡實物方是司馬承禎道鏡的本形。 第二式，洛陽博物館藏品，館藏名定為“唐四山日月星辰八卦鏡”，直徑20.7公分，重1395公克，著錄於洛陽博物館編《洛陽出土銅鏡》一書。臺灣施翠峰先生個人也收臧一品（彩色圖版一），定名為“唐代天象八卦紋鏡”，直徑20.7公分，邊厚0.35公分，見著於施翠峰《中國歷代銅鏡鑒賞》（臺灣省立博物館出版部，1990年）。洛陽博物館描述其藏鏡說： 鏡作圓形，四山字紋方鈕，鈕外用單錢分隔庸二憎分欄：內層相對飾四塊方枚形“四山”字紋，四隅有篆書銘文，應一隅一字序讀為：“天地含為（應作‘象’。王育成注），日月貞明；寫規萬物，洞鑒百靈。”中層為水波紋，外層為八卦紋。在粗弦紋鏡邊內飾日月星辰及八朵雲（見圖三）。⑻ 郭玉海《故宮藏鏡》曾將此鏡與故宮藏者進行對比，指出：兩者銘文同，花紋近似，洛陽鏡線條較故宮鏡為寬，日中無金烏，月中沒有桂樹，頗不及故官藏者精緻⑼。從紋飾細部的位置上看，兩者還有一些不同。如：故宮鏡日紋在銘文天字上方左側，月紋在含字下方右側，星紋�浀b地字右側上方；星紋�虷b象字左側下方；洛陽鏡則日紋在象字上方左側，月紋在地字下方右側；星紋�浀b天字右側上方，星紋在含字左側下方。但是遣些細微差別並不影響鏡體紋飾的道教思想內涵，它仍然是外圓內方，取天地，中利八卦，日月之紋配於離坎之方，雲分八卦，節用四時，方周流水以瀉四溟，內置連山以旌五嶽，詞銘四句，理應三才。完全是按照司馬承禎 那套道鏡理論製造出來的，無疑為唐上清含象鑒天地鏡之一型，故我們將其作天地鏡的第二式。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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