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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上全真道的興衰看當代道教的振興之路
陳金鳳 郭樹森
1．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研究中心
2．江西省社科院宗教文化研究所
全真道是自元代以來與正一道相鼎峙的重要道教派別。全真道在金元明清時期的傳播發展過程中，受內外因素的影響與作用而興衰榮枯。本文根據歷史上全真道興衰的事實，深入分析其興衰的原因，並以其經驗教訓來思考當代道教的振興之道。
一、宋元明清時期全真道的興衰歷程
金正隆四年（1159），陝西人王嚞（王重陽，1112-1170）聲稱于甘河鎮遇仙，改儒為道，居終南山修道。金大定七年（1167）王重陽至山東半島傳道說法，期間先後收馬鈺、譚處端、劉處玄、邱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等七人為徒，創立全真道。大定十年，王重陽死于從山東返回陝西的途中，馬鈺嗣教，七大弟子分別在秦、翼、魯、豫等地修煉、弘教。馬鈺掌教時期，遵行“以無為為主”的教旨，重視個人“真功”而清修苦煉，全真道組織雖發展較為緩慢，卻也逐漸吸引了一部分信徒，贏得了一些中下層官吏的敬信和保護。自劉處玄于金大定二十六年（1171）、丘處機于金泰和四年（1204）相繼掌教以後，逐漸注重“有為”，打破政府的傳道禁令，以山東半島為活動中心，收了相當數量的信徒，建起了一批宮觀，從而引起了金廷的重視。本來極為排斥道教的金世宗因身體原因於大定二十七年，召王處一至京，問以養生之道。次年又召丘處機進京問道，並命他主持萬春節醮事。翌年，又召王處一問道。王抵京時，世宗駕崩，章宗即位命王處一為世宗設醮冥福。皇帝的一再徵召問道，抬高了全真道士的身價，為全真道的合法化、廣泛化發展提供了契機。對於勢力日漸增大的全真道，金廷也曾忌其勢大予以壓制。據《金蓮正宗記》載，金章宗繼位之後，于明昌元年（1190），金廷“懼其有張角鬥米之變”，一度“以惑眾亂民”而“禁罷”。但這只是一個插曲，金章宗承安年間又對全真道由排斥轉變為推崇。經過五十多年的發展，至金朝末年，全真道在中國北方也已經具有了相當的影響力，元好問《紫微觀記》描述了當時全真道傳播的盛況：“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
金朝末年，勢力日盛的全真道成為南宋、金與蒙元三方爭奪的物件，三方先後派遣使臣徵召全真掌教丘處機。丘處機審時度勢，知金朝危在旦夕、宋朝腐朽不堪、蒙古力量方興未艾，遂選擇蒙古作為振興全真道的對象。1219年十二月，蒙古使臣劉仲祿持成吉思汗的詔書到達萊州，敦請丘處機。翌年春，年屆73歲的丘處機帶領精心挑選的十八位弟子西行赴會。經歷兩年多的萬里跋涉，終於在1222年到達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內都庫什山）成吉思汗的軍營。《元史·釋老傳》載，成吉思汗對丘處機的到來慰勉有加，丘處機對其所問“欲一天下”、“為治之方”及“長生久視之道”，分別答以“不嗜殺人”、“敬天愛民為本”、“清心寡欲為要”。成吉思汗“深契其言”，尊號“神仙”。當丘處機於1223年請准東歸時，成吉思汗“賜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處置”，並敕免全真門下道士的差役賦稅。1224年丘處機返抵燕京，被蒙古貴族懇請住大天長觀（後改長春宮，今北京白雲觀）。丘處機遂以長春觀為中心，以“立觀度人”相號召，與眾弟子大力弘道，最終把全真道推向鼎盛。三十余年間，全真道的宮觀、弟子遍佈于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等廣大地區。《清虛宮重顯子返真碑銘》稱：“東盡海，南薄漢淮，西北曆廣漠，雖十廬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朱象先言：“近代全真教啟，玄風大扇，東盡海，西邁蜀，南逾江漢，北際大漠，莫不家奉人敬，從風而靡，自昔道化之行，未有如是翕然之盛也。”
丘處機之後，繼承者尹志平等人雖仍利用宗教的號召力，積極為元統治者效勞，但因全真道發展迅猛、影響太大，又加上全真道逞強好勝，引起元統治者的猜忌，一改對全真道扶持的態度而對其加以抑制。突出表現在自元憲宗五年（1255）一直持續到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的佛道“化胡經”之爭中，元統治者袒護佛教，導致全真道深受重創：無數的道經被焚毀，大量的全真道宮觀變為寺院，大批的全真道弟子被迫削髮為僧。直到元貞元年（1295）成宗即位時，在當時的全真掌教張志仙等人的努力下，全真道才最終開禁而正常傳教。但經歷了這次劫難之後，全真道已永遠失去了昔日的輝煌，一直處於發展的低谷。其後，苗道一、孫德彧、蘭道元、孫履道、完顏德明等相繼掌教，被納入官方宗教的體系。自苗道一起、每任掌教皆授封為真人、演教大宗師、知集賢院道教事。他們在此褒封寵遇下，都相繼由清靜恬淡之士變為道士官僚。平時所為，除為皇室建齋祈福外，則是忙於與通顯豪家相往還。全真道士放棄了早期苦行，大都為市朝鬻道之徒，背棄其祖師的立教宗旨而腐化墮落。陳垣先生稱全真道上層的這種變化為“末流之貴盛”。至元末明初之時，全真道甚至到了“元風頹敝”、“邪說流行”的程度。
元朝實現了南北統一，為南北方的交流提供了條件，北方全真道和南方的內丹南宗由此經過接觸，彼此認同，逐漸產生了合為一宗的要求。經過以陳致虛為代表的高道的積極協調，大約在元代中後期，二宗完成了合併。全真道除合併南宗以外，元代中後期又合併了真大道、樓觀道和部分淨明道，成為唯一的一個丹鼎大派，與符籙大派正一道平行發展。全真道隨著南北歸宗的行為而略有振興。但這並不能改變全真道在元朝後期的衰微地位。
明朝建立後，明初統治者因全真道與元統治者的親密關係，並認為全真道“以修身養性，獨為自己而習”，無助於倫理教化，故重視正一而貶抑全真，致使全真道在明代政治地位較元代更大為下降，教團發展受限制。除個別道士如明初張三豐因某種原因受到明政府重視外，大多數只能隱匿民間，不絕如縷地艱難維持著。全真道自元代以來，七真門下各自開派，形成龍門、隨山、南無、遇仙、崳山、華山、清靜等七派。其中丘處機所開龍門派勢力最強，該派以丘處機門人趙道堅為第一代律師，趙傳張德純，張傳陳通微，陳傳周玄樸。周玄朴是龍門第四代律師，受法於洪武丁卯（1387年）。龍門派傳至第四代律師周玄朴時，已十分凋零。《金蓋心燈》卷1《周大拙律師傳》雲：“玄門零落，有志之士皆全身避咎，因隱青山，不履城市五十余載，弟子數人，皆不以闡教為事，律門幾至湮沒”。周玄朴後傳于張靜定、沈靜圓，龍門律宗此後分作張、沈二支流衍，但仍一片沉寂。除了七派外，張三豐所傳的各色支派，陸西星所傳內丹東派，在明中期也有所流傳。政治上的失意，使全真道士更能集中精力拓展內丹學，他們著書立說，闡發內丹理論，創立了新的丹道學派，出現了博采眾家之說的內丹學著作《性命圭旨》。明中葉以來，隨著統治者對全真道壓制的放鬆，全真道又開始日趨活躍，在社會上的影響日益增長。
“自七真闡教之後，教相衰微，戒律威儀，四百年不顯於世。”明清之際，社會混亂，民心搖盪，全真道經過長期沉寂之後，在以龍門派為主體勢力的努力下，又呈復興之勢。七代龍門律宗掌教王常月以振宗興教、光復全真祖風自任，採用清整戒律為中興龍門的主要措施，建立了公開傳戒制度，並以“降心順道，忍耐行持”而得清廷的支持。順治帝封其為國師，令他主講京師白雲觀；康熙帝也曾受方便戒皈依于他的門下。順治十三年（1656），王常月以方丈的身份住持北京白雲觀。在二十餘年的時間裏，他為全真道公開授戒，廣度弟子，努力不懈。他在白雲觀發起舉辦了三次公開傳戒活動，度弟子千數人。白雲觀當時住觀道士經常達二三百人，香火不斷，成為龍門派的大本營。王常月還雲遊各地，四處授戒，極力擴大全真教的影響。1669年他走出京城，率弟子詹守椿、邵守善等長途跋涉，先後在江蘇茅山、南京、浙江杭州、湖州金蓋山和湖北武當山等地設壇授戒，皈依者甚眾。王常月鼓勵弟子開山授戒，在其授戒弟子中，許多人于各地自立道院，創立支派。據統計，清代龍門派傳戒弟子多達一萬餘人。其足跡遍佈華北、華東、華中，乃至甘肅、雲南、遼寧等地，使龍門派勢力大振。其他全真派別在“龍門中興”的背景下亦隨之有所發展，如清嘉、道間李西月所傳內丹西派、傅金銓的東派以及傳自明代張三豐的各色支派，皆有一定的傳播。以上派系再經繁衍，分化出更多的小派，全真勢力因此分佈全國。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各地特別是南方的全真派道士多兼行齋醮祈禳，以香火收入為謀生之一途，在宗教行持方面與正一道沒有多少差別，既表明它們之間相互融合的傾向，也在一定意義上說明：全真道雖經“中興”，但其淪落已是大勢。
綜上所述，全真道自創立以來，歷經金元明清時期的曲折發展，形成與正一道並駕齊驅的大派。但全真道興衰相仍，形成了道教史上的一大現象。
二、全真道興衰的原因
任何事事物的發展都離不開內因與外因兩方面，金元明清全真道的興衰有內外兩方面的原因。以興盛而言，主要在於如下原因：
其一，全真道的理論創新是其發展興盛的重要基礎。全真道創立伊始，便於工作以新的道教理論標幟於世。王重陽以為“識心見性全真覺”而以“全真”名教，宣導“全神煉氣”、“出家修真”的道教內丹修煉術，勸人誦《道德清靜經》、《般若心經》、《孝經》，主張三教合一，宣揚“除情去欲，忍恥含垢，苦己利人”的教義，鄙棄舊道教的“丹鼎奇技”、“符籙小數”，反對肉體成仙之說。特別是，重陽創立全真道之初，本著“不主一相，不居一教”的原則，以“三教合一”為立教宗旨，把儒、釋、道三教之精華皆納入了全真道。王重陽宣導三教同源、三教平等與三教一家。他言：“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而且當然，王重陽還是有其明確的宗教歸屬意識的，在《金關玉鎖訣》稱：“三教者，不離真道也”，立教以“太上為祖，釋迦為宗，夫子為科牌”。顯然他對三教合一的提倡，並不是要泯滅三教之間的差別，而是要消除三教之間的門戶之見，以建立充分吸納了三教理論精華的一種超越於三教之上的新道教。全真七子繼承了王重陽的思想，仍然把三教合一視為全真道的理論宗旨。陳耀庭先生在《全真教派的發展和演變》一文中指出：“全真道主張‘三教融合’，以道為主，這樣一種模式就顯示了全真道的開放的姿態。”這極大在推動了全真道的發展，並成為全真道走向鼎盛的思想基礎。金元時期，統治者對廣大漢族實行民族歧視和高壓統治，士大夫和民眾痛不欲生，迫切需要根植漢文化的新宗教慰藉巨大的身心痛苦。王重陽創建全真道，公開打出“三教同源”、“三教平等”的旗幟，以“全真之旨”會通三教，用佛教的心性學說和儒教的倫理道德徹底改革傳統丹道修煉，創造出一種更加符合民眾宗教心理和終極關懷的全新道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廣大民眾對宗教信仰的渴望，從而擴大了全真道的隊伍，提高了全真道的文化素養，成為促使全真道興旺發達的重要因素。明清之際道教，在一大批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高道和民間習煉丹道者推動下，重興三教合一思想，並深化了對內丹道的闡發：在修丹哲理上大體秉承宋元以來南北二宗之學，並進一步融匯儒、釋，和會理學，從而在哲理上思辨性更強；在修煉法則上進一步通俗化、具體化。例如，王常月的道教思想中積極吸收了儒釋二家之思想，《龍門心法·序》中說：“道原自有正脈，萬法不出一心”，還說“殊未解理貴專心，法求一貫”，以修煉心法為要。《龍門心法》的基本教義是皈依三寶，而王常月對皈依三寶的宣傳無處不流露出三教相容並蓄的思想。王常月主張三教合一，主要是基於當時理學的地位被統治者愈抬愈高，佛教發展又優於道教的現實考量，因而，博采三教之長，相容並蓄，在順應了時代潮流與社會需要的同時，求得全真道的發展。全真道理論能順應時代要求而不斷調整自身的這種與時俱進的精神，使其雖然幾經興衰，仍能不絕如縷，不斷在道教史上展現出新的形態，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恰恰是全真道的生命力所在。
其二，協調與統治者的關係，從而獲得政治支持是全真道發展興盛的重要因素。王重陽創教伊始，即將全真道與國家政治密切結合。全真道創立之初，即極力想與金統治者合作，以獲取道派的生存發展。王重陽、馬鈺、劉處玄、王處一、丘處機等與金朝達官貴人的頻繁往來，其目的主要為了得到金統治者的支援與理解，以便與金統治者合作，從而擴大全真道的影響。金世宗、金章宗對王處一、丘處機的重視，使全真道第一次得到了金統治者的承認，成為了合法宗教，使金末全真道迅速發展。特別是蒙元時期丘處機得到成吉思汗的支援，遂使全真道發展至鼎盛。清初全真道的中興，關鍵在於王常月秉承清廷意志，以強化戒律來規範道徒行為，以消解明末遺民的反抗情緒，從而起到了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有利於清廷統治。全真龍門派由此也得到極大的發展。
其三，全真道興盛，與其濟世情懷密不可分。丘處機不惜以73歲高齡率弟子18人冒雪沖霜、跋涉萬里、歷時三年而至今阿富汗北部謁見成吉思汗，除了弘教的需要外，也是以“濟世度人，拔苦救難”為念。他臨行賦“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的詩句，表達了他意欲勸說成吉思汗減除中原民眾在蒙軍蹂躪下的痛苦的決心，體現了關心心生疾苦的道家情懷。《元史·釋老傳》：丘處機對成吉思汗“拳拳以止殺為戒”，“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亦載，當成吉思汗向丘處機詢問長生之方，丘處機乘機勸告成吉思汗說：“陛下修行之法無他，當外修陰德，內固精神耳。恤民保眾使天下懷安。”他利用蒙古統治者希求長生不老的心理，勸其不要殺害無辜的百姓，“除殘去暴，為元元父母”。丘處機的勸誡在激烈的民族衝突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元史·釋老傳》載：“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戰伐之餘，由是為人奴者得複為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他住白雲觀時，山東發生了農民起義，蒙古元帥阿裏鮮奉命前往討伐，行前拜見丘處機：“阿裏鮮再拜曰：‘若國主臨以大軍，生靈必遭殺戮。原父師一言垂慈。’師良久曰：‘雖救之不得，猶愈於坐視其死也。’乃請清和同往，即付招諭書二封。”丘處機從大雪山東歸南下途中，曾向隨行的弟子說：“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應該說，丘處機提出立觀度人構想的出發點多半出於宗教救世的情懷，但立觀度人的結果，必然是全真道的發展。王常月之所以能中興全真道，很大原因也在於其濟世情懷。
其四，全真道之所以能獲得各階層民眾的支援，與它積極傳教，並注重傳教方式方法即因人施教、方便設教極有關係。全真道在金元時期的興盛，與王重陽及其弟子們的積極傳教分不開。全真道在清初得到中興，也與王常月為代表的全真道人的努力傳教分不開。這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毋庸多論。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全真道的興盛與其因人施教、方便設教的傳教方式密切相關。全真道本主張出家修行，但從全真道初創始，王重陽就把全真道信徒分為出家道士與普通信眾兩個階層，施以不同的要求，即正式全真道士必須出家，而普通信眾可以在家修行。丘處機完全繼承了王重陽所確立的隨機施教的傳教宗旨，他在《長春真人規榜》中言：“若有投庵出家者，不得擅便引進。先觀道氣，次看悟道。或祖上家風善惡，及自己德行淺深。高明者攜之，愚蠢者抑之。”在《玄風慶會錄》中，他言：“出家學道人，惡衣惡食，不積財，恐害身損福故也。在家修道之人，飲食、居處、珍玩、貨財亦當依分，不宜過差也。”全真信徒不僅分為道士與普通信眾兩層，而且即使在道士中，又可以分為清居與夥居兩種。對於普通信眾而言，全真道在傳教時也會因傳教物件的身份、地位、學識的不同而方便設教，這在丘處機身上表現的尤其突出。在給達官貴人，甚至金元皇帝講道時，丘處機多以講授養生長壽之方為主，因為他們最關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在給知識份子講道時，丘處機則以人生苦短、生命無常為主，因為知識份子有一定的知識，能夠理解較為深奧複雜的人生哲理，這種富有深度的哲理性教說最能與他們相契合。在給普通百姓講道時，丘處機又主要以生死輪回與善惡報應為主，因為對他們講深奧的人生哲理，他們不一定能理解，而像生死輪回與善惡報應這樣通俗易懂的淺顯理論，卻很具有說服力。由於早期全真道的各位掌教都非常重視在傳教過程中隨機施教，能夠適時、適勢、因人而異地改變傳教的方式與策略，使各個層次的人都可以從全真道中得到教益，從而最大限度地吸引了信眾，擴大了全真道的影響，使全真道臻至鼎盛。清初全真道中興，也與王常月隨機施教相關。王常月的教學方法是因人施教，“遇大器講天仙，遇中器講地仙，遇小器講人仙。而其於人也，遇上等講道行，遇中等講因果，遇下等講報應，因人以施教，直欲就海內眾生而各成就之。”因人施教針對性強，易於接受，故“從學者頗眾”，使龍門教風大振。
其五，全真道的興盛、中興與全真道士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分不開。創始人王重陽通儒釋道三學。全真七子，除丘處機出家前未嘗讀書外，其他各位在出家前都已經具有相當的文化水準。自王重陽立教始，就非常重視對道士文化素質的培養，丘處機在其教育下而自勵苦學，最終成為全真七子中文學成就最高的一位。自此之後，學習文化知識就成了全真道士的必修課目，尤其是在丘處機掌教之後，學風更盛，一批高道由此而生。較高的文化素養使全真道士能文善詩，留下大量論道詩詞，促進了全真道思想的傳播，對於金末元初全真道的興盛做出重要貢獻。明末清初的全真中興，也關鍵在此時先後出現了伍守陽、柳華陽、王常月等一批高道，如王常月自身對儒釋道三教皆有較深的研究造詣，據《昆陽王真人道行碑》載，他“幼精性理，明佛三昧，年二十舉明經，志在成仙，不入仕籍”，在傳道教學中他對三教運用自如，能“遇儒言儒，遇釋言釋，遇道言道”，“慈悲普渡”。另外。許多文化素養較高的士大夫加入教門，成為中興龍門的骨幹，江浙、四川等南方廣大地區全真道得以發揚光大，就與他們的努力分不開。全真龍門派能源遠流長且居其他全真道派之首，與其人才鼎盛是分不開的。
其六，全真教戒律精嚴。王重陽基於傳統的道教徒的不守戒律，帶來道教衰微的危機，因此極重戒律：道士必須出家住道觀，不得蓄妻室，並制定了嚴格的清規戒律。教徒能恪守戒律，遵守規勸，注意自我的身心修養，得到民眾的尊崇，由於帶來了全真道的興盛發展，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王常月之所以能帶來清初全真教龍門派的中興，不僅在於順應了天下初定時的政治需求，而且在於重振了戒律。他感於元末以來戒律廢弛帶來的道門衰敗，將持戒與修仙相聯繫，將戒律精嚴作為得道成仙的基本依據，宣導“學道不持戒，無緣登真仙”，王常月所傳戒律的主要內容是“三壇大戒”，即初真戒、中級戒、天仙戒。他從約束道人的倫理行為到衣著打扮，以及飲、食、坐立禮儀出發，細及心念之功。王常月在北京白雲觀親自開壇說戒，為受戒道士演說戒律、並深入到全國各地廣泛宣傳。他還撰寫《全真說戒威儀科》、《龍門心法》等書作為講義，成為清代龍門教派的經典文獻和持戒教學的教科書。在王常月的努力下，徒眾明心見性，以心性持戒，自覺守持戒律，從而“戒行精嚴”；清初的全真龍門派由過去的注重性命雙修的內丹修煉轉為宣導嚴持戒律。因此，他所“復興”的全真道龍門派又被稱為“龍門律宗”。
歷史上全真道的衰微，雖然與明清以來，隨著科學技術與人文素質的提高，道教日漸衰落的大勢相關，但全真道衰微還主要有下列原因：
其一，全真道理論出現危機。晚年丘處機破壞了傳統的三教合一理論，又不能創造出超越三教合一的理論，從而使全真道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先進理論的指導。明清以來，面對紛繁複雜的現實問題，全真道的一些高道雖然也努力的構建理論，但沒有根本性的突破，深化發展內丹之學雖然帶來了全真道的一時中興，但畢竟缺少理論創新的持續支持，所以無法持久維持。全真道教的理論已無能為力，只能自甘淪落。全真道的最後衰微，是與道教理論無甚發展密切相關的。
其二，全真道遭受統治政權的壓制、打擊。誠如《元史·釋老傳》所雲：“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時君之好惡”。由於在金世宗早、中期，金統治者害怕漢人藉宗教而反金，所以對宗教實行嚴格的控制政策，使王重陽、馬鈺掌教時期的全真道，並沒有真正上達金廷，當然也就沒有得到金統治者的支援，這成為阻礙早期全真道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金世宗末年。全真道在元代由盛而轉衰，與元廷對它的強力壓制相關。全真教在元代的衰落最重要的原因是全真道過於強勢，受到了政治的打擊。元初佛道之爭的發生，除了有全真道弟子自身的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蒙元統治者個人的喜好與政治需要。卿希泰先生主編的《中國道教史》第三卷中言：“全真道在幾次辯論中的敗北和隨之而來的焚經之禍，使它在政治上受到沉重的打擊，鼎盛局面因之結束。之所以會造成如此結局，與元室之袒佛有直接的關係。……元室所依靠的蒙藏民族世奉薩滿和藏傳佛教，‘崇尚釋氏’為其國策，在釋道鬥爭中支持佛教，是其必然的舉措。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最現實而直接的原因，即全真道自丘處機以後，發展異常迅速，在群眾中的影響也愈來愈大，這種情況已經給元統治者造成了一定的威脅。”元初的佛道之爭，表面上看起來是佛教與道教之間的爭端，但實際上有深層的政治背景。由於元憲宗與元世祖偏愛佛教，又加之懼怕全真道的壯大影響到元朝統治的穩固，因此，才暗中支持佛教，使全真道在這次佛道之爭中一敗塗地。明中前期全真道默默無聞，與明廷對全真道的壓制也密切相關。明太祖為《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所作的禦制序文中說：“禪與全真務以修身養性，獨為自己而已；教與正一專以超脫。特為孝子慈親之設，益人倫，厚風俗，其功大矣哉！”表現出只支持正一，不支持全真的意向。後來的實際作法確是如此。朱元璋及其繼任者召見的大多是正一天師及其門徒，道錄司各級道官也大都以他們充任，全真道士被召見和受委任者極少。全真道首領並不住在白雲觀，出現群龍無首的局面。統治者對道教的態度從尊奉、扶植而轉向抑制，最後，全面限制並取消了其首領的種種特權。
其三，全真道沒有處理好與其他教派之間的關係。全真道在元代遭受沉重打擊，有很大的因素是以丘處機、尹志平、李志常為代表的全真道人放棄了三教合一的立教理念，從而挑起了與佛教的矛盾衝突。晚年的丘處機，雖然表面上仍然主張三教合一，但實際上其對三教的態度已經暗暗發生了變化，開始有意識地揚道抑佛，無形中改變了全真道與儒、釋兩教的關係。丘處機覲見成吉思汗之後，成吉思汗授予丘處機許多特權，讓他在蒙古所管轄的區域內，可以隨處建立宮觀，丘處機的弟子趁機把許多廢棄的寺院與文廟改建為道觀，由於引發了全真道與儒、釋之間的矛盾。又據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記載，元太祖十六年（1221），丘處機在西行覲見成吉思汗的路上，途經燕京，有人拿唐代著名畫家閻立本所畫“老子化胡”故事的《太上過關圖》來請其題字，其欣然答應，並題詩曰：“蜀郡西遊日，函關東別時。群胡皆稽首，大道複開基。”老子化胡的故事是佛道之爭而以道抑佛的結果，丘處機的《太上過關圖》題詩，正說明他心目中的道教地位已經遠遠高出了佛教。丘處機的行為無形中影響了尹志平與李志常等，後來便成為元初佛道之爭的導火索。在李志常掌教時期，由於令人刻印《老子八十一化圖》與《老君化胡經》，引起了佛教界的極為不滿，遂引發了佛道之爭，結果是全真道深受重創。另外，全真道也沒有處理好與其他道派的關係。金元時期的全真道為了打造自己為道教正統，有意無意地對包括正一天師道在內的道派進行壓制。因此當全真道受到元廷沉重打擊時，其他道派取坐山觀虎鬥的姿態。只是當元廷打擊全真道而危及正一道勢力時，正一道才不得不施以援手。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真道也沒有處理好內部教派之間的關係。全真道在發展過程中，派系分衍愈多，並不表明道教的強大，恰恰反映它的衰微，因為一定意義上正表明全真道缺乏力量整合。
其四，全真道戒律鬆懈、意志消沉。全真道人在受政治支持時往往腐化墮落、戒律鬆弛，過分追求現實的利益。而在受政治打擊、壓制後，又往往不思進取、安於現狀。
總之，全真道的興衰主要在於：全真道的理論，全真道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全真道道人的素質，全真道的傳法方式、全真道與其他宗派之間的關係、全真道的戒律等諸方面的影響和作用。當這些方面處於正面、積極時，全真道興盛、發展，當這些方面處於負面、消極時，全真道則衰微、停滯。
三、歷史上全真道的興衰對當代道教發展的啟示
二十一世紀，中國道教生態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發展面臨著機遇與挑戰：宗教信仰自由已成為基本國策，科學技術水準與人的素質得到相當大的提高，道教雖不存在生存的問題，但“神仙”性的宗教無疑受到極大的擠壓。由於道教過於恪守“無為”的準則，比較保守而固步自封，無論是發展道徒、宮觀建設、經濟收入，還是文化理論建設，與其他宗教相比，都處於比較落後的情形。一個非常簡單的事例，學術界特別關注學術刊物的“核心”性，在中國五大宗教刊物中，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都有刊物列入國家的核心刊物系列，唯有道教刊物沒有一個列入核心刊物系列，這給研究道教文化者一定程度的挫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道教界的滯後性。因此，當代道教的振興依然任重道遠。歷史是現實的鏡子，金元明清時期全真道的興衰給當代道教振興留下了若干啟示：
啟示之一：道教必須與時俱進地創新自己的理論。理論是思想行動的指南，沒有先進的道教理論，就不可能吸引更多的信仰者、構建真正有影響的宗教世界。道教是中國文化的根柢，但傳統的道教理論並非完美無缺，而是精華與糟粕共存，即使某些在歷史上曾經對道教發展與人類社會進步產生過重要作用的理論，在今天看來，它已失去生存的境域，不再適應時代需求，道教理論必須的發展與完善。今天的道教，應重點挖掘道教自身的超越價值與時代價值，以其超越價值來保證道教存在的普遍性與必然性，而以其對時代價值的發掘來豐富與發展道教，建立普世性的道教理論文化。新千年伊始，面對21世紀的新挑戰與新際遇，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張繼禹先生“積極宣導生活道教”。他言：“所謂生活道教，就是要將道教的精神、道教的智慧從各個方面貫徹到人們的生活中，立足於生活，利益於生活，圓融於生活，從而達到不離生活而又昇華生活的目標，即由‘人道’而至‘仙道’。因此，生活道教就是給人們提供一種生存的智慧，引導人們妥善處理好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從而獲得圓滿的人生。”從張副會長對“生活道教”的界定可以看出，生活道教的提出是道教界使道教適應時代需求的新嘗試與新舉措，其目的是使“道教的生活態度能夠引導人們正確認識自我、正確認識人生意義、正確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陶冶情操，高尚道德，昇華精神，從而創建美好的人生，和諧的環境。”誠如牟鐘鑒先生所言：“‘生活道教’的含義，並非僅指道教要走近現實生活，或者使道教生活化、世俗化，而應理解成要使道教影響生活、改良生活、提高生活、推動生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為大眾利益和社會進步服務。因此，它仍然要保持它的宗教思想，保持它的超越精神，保持它的神聖性和神秘性，只是它的超越精神不能脫離生活，恰恰只能在積極介入生活、改變生活中實現宗教的超越。”山東師範大學全真道研究中心的趙衛東先生，進一步提出了“生活道教”的建構思想與模式。提倡“生活道教”，或是對佛教“人間佛教”的模擬，但這是道教發展的新契機。這表明，道教學界，面對時代的機遇與挑戰，正在努力進行道教理論的創新。然而，毋庸諱言的是，當代道教理論界雖然不乏有識之士，在積極探索、構建道教的新理論，但這還只是個別的行為，沒有形成理論創新的氛圍，也沒有一種道教理論能引導道教的持續不斷的發展。
啟示之二，道教必須處理好與政治的關係。宗教的存在與發展，必然無法回避現實政治，政治是影響宗教生存發展的重要因素，所謂“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在中國政治體制下，宗教信仰雖然自由，但畢竟屬於從屬地位。同時，宗教與政治的關係相當微妙，宗教與政治結合的越緊密，那麼就會越受到政治的左右，只能隨政治之興衰與政權之更替而沉浮。現階段，國家採取宗教自由的政治，給道教以良好的發展機遇，但宗教不能違背現實的政治乃是基本的要求。因此，道教一定要處理好與政治的關係。一方面，道教不僅不能與政治相抵牾，而且應該成為國家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國興道興是道教發展的基礎規律。另一方面，道教應相對獨立於政治，更不能依賴於政治，熱衷於政治的現實利益。否則，不僅失去了道教存在的意義，也可能將深陷於政治的旋渦而隨其浮沉。政教分離仍是道教安身立命的基本原則。
啟示之三：道教必須積極地服務社會。“濟世度人”是道教的先進理念，也是道教得以生存發展的重要思想基礎。倘若一種宗教與社會完全脫離，不能為社會的進步作出貢獻，那麼他也就沒有存在的意義而勢必邊緣化。“宗教的永恆魅力是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針對不同信眾，採取特殊宗教儀式、宗教法術，淨化人的心靈，滿足人的心理需求。在諸社會意識形態中，宗教的特點即發揮靈魂淨化的作用。它善於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為不同的社會服務。”道教自創立以來，就有與社會密切結合的優良傳統：關心社會、感恩社會與回報社會。我們注意到，科學技術在給人類帶來最大限度物質滿足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一系列問題，諸如環境破壞、生態失衡、核武器威脅、道德淪喪、精神崩潰等等，這些問題現在已經直接威脅到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因此當代道教來審視當代社會，可以充分運用道教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尊道貴德、重生貴生、順任自然以及反對戰爭等優良傳統，來改善人類的生存狀態，為人類創造一個和諧安定的生存環境。在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道教仍大有可為，在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態文明的建設中，道教都可以發揮相當積極的作用。如新時期政治文明中的“八榮八恥”、“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都與道教的思想有不少相合之處。然而，事實上，道教的這些觀念，優秀的文化遺產，仍然是道教界自說自話，在社會上的影響並不大。譬如，現在是大倡生態文明的時代，道教的生態智慧是道教文化精髓，但現實中處理環境問題的思想仍然是儒家功利性的環境觀占統治地位，道教的生態觀並無多大的影響。因此，道教服務社會尚須諸多努力。
啟示之四，必須重視培養高素質的新型道教人才。“弘道在人，非道弘人”，道教盛衰所系，在於道門人才之得與不得。要振興道教，必須先培養高素質的新型道教人才。新型道教人才，不僅有堅定的道教信仰、重視實修工夫，而且“學”與“術”並重。一方面，他有深厚的文化理論修養，既能對道教的教義、教理有更好的理解，又能寫出高水準的理論著作來弘揚道教義理，傳播道教文化，充分使道教精神深入生活。另一方面，他具備道教實踐能力，有能力從組織、廟產、學理等基礎面作全盤的改革。新型道教人才不僅品格高尚，立志高遠，充滿濟世情懷，而且有開拓創新的意識，不虛妄而妄談神仙，對自己和信眾的人生負責，能把振興道教與自己的生命意識結合起來，積極弘道宣教。
啟示之五，重倡戒律，莊嚴道教。“夫戒者，止惡防非，護正摧邪，無令傲忽，弗敢輕侮”。道教戒律作為約束道教徒言行的宗教生活準則，持戒作為道士得道成仙的基本要求，既體現了道教信仰的超越性與神聖性，也是道教能夠在千百年的歷史變化中持續發展的道德保證。持戒是對修道者言行的一種約束，其目的是促進修道者為善去惡，以提升道德來提升生命境界，嚴肅道門風氣。道教之所以為道教、道士之所以為道士，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於有道教戒律並恪守道教戒律，眾多道徒嚴守戒律正是保持道教旺盛生命力之所在。當今道教應努力做好傳戒受律的工作，以規範和保證道士的基本道德水準，以利於道教的發展。
啟示之六，道教必須注重團結。《太上老君經戒·道德真經想爾戒》說：“行無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動，此上最三行。行無名，行知足，行推讓，此下最三行。”無欲無求、知足退讓、柔弱守雌，是道教戒律的重要內容，也是道德修養的理想境界。不同宗教之間的爭端勢必帶來宗教的自我傷害，道教內部的爭鬥也會影響到道教的生存與發展。因此，道教必須和其他宗教搞好團結，與其他宗教和諧共處，不能爭強好勝。“天下道教一家親”，道教內部的各宗派也要加強團結，共同繁榮，畢竟沒有道教的全面振興，也就難有某一道派的振興。當今全真派與正一道應在團結的基礎上，積極整合以強化力量，冀使道教因力量分散而軟弱不濟的得以改變。
以上這些方面都是綜合系統的，只有全面發展進步，才得使道教在新的時期得到振興，並充滿生機和活力。
拙稿完成後，在山東牟平全真文化研究中心網站上得見趙衛東先生《全真道興衰與生活道教的構建》一文（http://www.muping.gov.cn/qz/onews.asp?id=258），與拙稿有若干相合之處，遂以之作參考重加修訂，特致謝意。
作者簡介：陳金鳳（1969-），江西萬載人，2000年6月獲武漢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2007年6月四川大學宗教學博士後出站，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中國佛道文化。已在省級以上刊物發表論文70餘篇（在CSSCI類刊發表35篇），出版專著2部，主編論著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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