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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無為而治”的管理境界及其現代意義

周瀚光

　　道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與儒家思想一起，互相交融，互相補充，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主流。從管理思想方面看，道家創始人老子的理論歷來被稱為“君人南面之術”，即最高統治者管理國家，治理天下的基本方略。因此在中國歷史上流傳甚廣，影響極大，即使在今天，其中仍有值得借鑒的積極內容。

道家管理思想的最高境界是“無為而治”。這裏的“治”是目的，是對社會組織的有條不紊的成功的管理，“無為”則手段和途徑，即要通過“無為”的途徑去達到“治”的目的。有人對老子的這句話覺得奇怪，覺得不理解，既然要達到“治”的目的，那就應該去努力，去有所作為才對，則麼反叫人“無為”呢？無所作為怎麼能達到管理的效果呢？這實際上是對老子所說的“無為”兩字的含義沒有搞清楚。其實老子的許多術語，都有他特定的含義。過去西方漢學家翻譯《老子》一書，也沒有搞懂“無為”的真正含義，而只是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把他譯成non-action（無所作為），或者inactivity（不活動）。當代英國科學家兼漢學家李約瑟博士（Dr.J6se-h Needham）在仔細研究了老子的思想以後，才發現以往的西方漢學家對“無為”的翻譯都譯錯了。他認為老子“無為”的真正含義，是不做違反自然的行為，即不要違反事物的自然本性，不強使事物完成它們不適合的功能。李約瑟的這個理解，應該說是比較接近老子的本意的。道家“無為而治”的“無為”二字，絕不是無所作為，絕不是放棄管理，而是要求遵循事物的自然規律，不做違反事物自然本性的傻事，不要妄動，不要強求，不要去揠苗助長，畫蛇添足，胡作非為，弄巧成拙。在道家看來，最完美的管理境界，應該象天地生成萬物一樣自然。天地陰陽，四時代謝，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沒有一點人力強加的因素，而草木、禽獸、人類以至萬物都在這自然而然的環境中生成發展，各得其所。天地並沒有刻意地去追求什麼，但萬物卻都在天地中茁壯成長，這就是最好的效果，就是最佳的境界。社會的管理也應該是這樣，管理者所做的一切都順乎自然，順乎規律，被管理者在其中各得其所，努力盡各人的本份，這一切都是那麼的和諧和自然，被管理者絲毫不感到有管理的壓力，甚至感覺不到管理過程的存在，感覺不到管理者的存在，這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而這樣一種管理的最高境界，便是道家所說的“無為而治”。

根據老子的理解，管理者大致可分為四等：“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這是說，最好的管理者，人民根本沒有感覺到他的存在；次一等的，人們親近他讚美他；再次一等的，人們畏懼他；最糟糕的，人們輕侮他，瞧不起他。道家所推崇的，正是那種既能使天下大治，又能使老百姓感覺不到他的存在的管理者，也就是那些能推行“無為而治”的管理者。在道家眼裏，上古時期的怪人——堯帝，就是一個能推行“無為而治”，能做到“太上不知有之”的優秀典範。在他的治理下，既能讓萬民生活如意，又能讓大家不感到統治壓力的存在，甚至在取得天下大治的效果之後，大家還不知道成效究竟如何，這就叫“無為而無不為”，就叫“為無為”和“無不治”，這便是“無為而治”的真正內涵。

“無為而治”既然是一種理想的管理境界，那麼，怎樣才能達到這樣一種理想境界呢？也就是說，“無為”究竟有哪些具體要求和具體原則呢？對於這個問題，老子又提出以下兩個原則：

一、老子看來，要達到“無為而治”的境界，最基本的一條，就是要遵照“道”的本性去做，要做到遵循規律，順應自然。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就是說，人的行動要效法地（因為大地是人類的生活環境），地要效法天（因為大地又只是宇宙的一個組成部分），天要效法道（因為道既是宇宙的本體和起源，又是宇宙發展的規律），而道要效法自然，以自然為法則。這裏的“自然”，不是指我們現在所說的自然界（我們現在所說的自然界相當於古人所說的“天”或“天地”），而是指自然而然，自己如此，即事物本聲按照它自己的規律自然而然地發生和發展，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的強制和干擾。我們知道，規律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類只能遵循規律，利用規律來為人類服務，而不能改變規律，製造規律。老子所說的“無為”，就是要求法“道”而行，即遵循規律去辦事，不要強求，不要妄動，不要去做那些違背“道”違背規律的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老子又把“道”的特性歸結為兩條：一條是對立統一，相反相成；再一條是柔弱勝剛強，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就叫做“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他認為無論是天道也好，人道也好，都逃脫不了這樣的一條規律，所以在管理原則上，也特別強調這種相反相成，守弱居下的思想，強調要從對立的雙方去把握管理的精髓，要努力創造條件去促使事物向有利的方向轉化。

比如老子有一個著名的思想，叫“欲取先予”，這裏的取是取得，“予”是給予，“取”和“予”是管理中的一對基本矛盾，作為一名管理者，他當然要想有所取得，但是，為了有所取得，他又必須首先對老百姓有所給予，必須給老百姓一個安定的、寬和的環境，有吃、穿、住等基本的生活條件，必須滿足老百姓的基本的物質和精神的需求，如此，老百姓才會支持你，擁護你，心甘情願的把地租和賦稅交給你，並且在一旦需要的時候，為你去打仗、拼命。要想有所取，必須先給予，不想先給予，必然無所取。這就叫“欲取先予”，就是管理的辯證法，就是“道”，就是自然的規律。

“無為而治”就是要遵循著這樣的規律取做，而不能違背它。如果你違背了它，一味強求妄動，一點都不給老百姓好處，卻強迫他們為你交租、納稅，為你打仗、賣命，其結果必然是適得其反，你必然得不到老百姓得支持和擁護，甚至說不定哪一天老百姓就倒戈了，揭竿而起，把你趕下臺去。

再如老子還有一個思想叫“居上謙下”這裏的上是指管理者，“下”指被管理者，“上”和“下”也是管理中的一對基本的矛盾。老子認為，管理者和統治者雖然是在上者，居於上級的領導地位，但是必須謙虛地、謙和地對待下屬，對待你的被管理者，絕不可高高在上，自大自傲。這是因為“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你之所以能在上，正式由於有那麼多在下者的遠古，因此在下者、低賤者正是在上者、高貴者的基礎和根本。老子常用百川歸海來比喻這個道理，江海之所以能成為許多河流的總匯，就是因為它擅於處在低下的地位。統治者、管理者只有虛懷若谷、禮賢下士，下屬才會覺得他的人格受到了尊重，覺得你可親可近，才肯心甘情願的努力為你工作。所以老子說：“善用人者為下之”，善於用人的管理者常常自覺地把自己放到低下的地位，放到與下屬平等的地位。為了用人，必須下人；只有自覺地下人，才能更好的用人。這也是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道”，也是“無為而治”所必須遵循的一個原則。

二、道家“無為而治”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精簡政令，清靜少事，以不擾動百姓、與民休息為原則。老子有一句名言，叫“治大國如烹小鮮”。“小鮮”即是小魚。我們知道，烹煮小魚的時候，絕對不能多炒多翻，不然的話，小魚就會煮爛的不成樣子了。在老子看來，管理大國也要象烹煮小魚一樣，絕對不能政令繁多，無事生事。不然的話，今天一個政令，明天一個政令，一個政令還沒有貫徹到底，下一個修改的政令又出臺了。朝令夕改，名目繁多，就會使老百姓無所措手足，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就好象把老百姓放在鍋子上炒，炒來炒去，炒的國家不能安定，人民不能正常的生活。而且政令一多，時間一長，老百姓就不把你那些政令當一回事放在眼裏了，那麼再多的政令也只是一紙空文而已。道家認為，真正高級的管理水平，應該是“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即政令非常簡約而且非常易操作，政事不多舉行然而效果卻很理想，這樣才能夠達到“無為而治”的境界。

以上是道家“無為而治”管理思想的主要內容和基本原則。從現代管理學的角度看，這些思想和原則仍有其值得借鑒的積極意義。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家所倡導的遵循規律、順應自然的原則，實際上應該是人類各項活動（包括管理在內）的永恆原則，現代管理也不能例外。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集團，一個企業，想要取得一定的發展和成效，就必須老老實實的遵循著規律，順應著自然去做，決不能強求妄動，違反規律，不合自然。對一個企業來說，遵循規律，順應自然，應該是第一位重要的。企業的發展不僅要遵循社會的經濟規律，如價值規律，如產品的投入產出規律，勞動力的配置和使用規律等等，如此才能取得企業預期的經濟效果。如果不管市場，隨意生產，強求妄動，一味蠻幹，不看時機，違反規律，其結果必然是決策失誤，經營虧損，員工離心，內外交困，受到客觀經濟規律的嚴厲懲罰。

除了以上這個基本原則外，道家管理思想的一些具體做法，如“欲取先予外，道家管理思想的一些具體做法，如“欲取先予”“居上謙下”等等，對於現代管理也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例如，企業要關心員工的生活，滿足員工的物質利益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切實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使員工的經濟收益與做出的貢獻成比例的提高，企業的效益和利潤也就能成倍的增長。這實際上就是“欲取先予”原則所帶來的理想效果。再如“居上謙下”，現在已經成為國內外許多企業的普遍做法了，現在管理界對於老闆和工人的關係，有這樣一種描述：三十年代工人進廠，老闆是板著臉訓斥；五十年代工人進廠，老闆是坐再在旁邊看著；七十年代工人進廠，老闆站起來迎接。這就很形象地說明，“居上謙下”的原則已經成為管理者如何對待被管理者的一種普遍的做法和發展趨勢了。至於老子的名言：“治大國如烹小鮮”，現在也已經在西方政治界和管理界人士中廣為流傳了。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管理哲學思想，目前正在世界範圍內日益受到哲學界和管理學界的重視。道家管理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正和儒家思想及其他學派的思想一起，成為當代管理學理論發展的重要源泉之一。